地理条件，促使市场兴起的原动力（外生变量）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
直到中世纪前期，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但是人口具有自然增长的趋势。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迫使人口溢出到尚未开垦的边远地区，这就是开发西北欧的所谓"边疆运动"。在新开垦的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导致粮食、牲畜等自然产品的差异，这就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首先产生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广泛的水路运输使得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于是广阔的地域都参加到市场交易中来。基本产品的交易使得各地都能够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这就使得普通农民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了劳动收益。边远地区农民收益的提高使得他们有力量消费更多的制造品或奢侈品，从而刺激了工业的专业化和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不过，作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诺思强调市场发展促使西欧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需要注重探讨的问题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普遍存在，何以只有在西欧才导致市场的兴起呢？
历史上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商品贸易不是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跨大洲、越大洋的丝绸、香料、瓷器、象牙、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的转手交易（在古代运输条件下，只有奢侈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而是南欧、西欧和北欧以低地国家尼德兰为中心的粮食、木材、羊毛、鱼类、酒类等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贸易。因为只有基本产品的贸易才能够使劳动价值最低的农民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有能力购买工业制造品，从而刺激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从市场发展的原理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展起来。一方面，"基本"产品产地广泛，各地生产成本差别不大，所以没有交换的必要；另一方面，基本产品大都是低值笨重货物，所以很难承受远距离高额的运输费用。从这两方面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只能够在那些很特殊的地方发展起来，这些地方要具有小范围内产品差异大、大范围内运输费用低的特点。产品差异大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明显，运输费用低使得比较利益能够实现。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平方公里，但降水多的地方每年达1300毫米，降水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这就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很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由于河流密布，并且大都是四季通航，各地比较利益能够实现，所以这里最早产生了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四大文明古国都坐落在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地方地理条件单一，在人们力所能及的空间范围内，基本产品大致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可能刺激商品交换的发展，所以它们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就都一直维持在传统状态。在不利于商品市场发展上，中国的条件比其他文明古国更为典型，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欧几乎正好相反：在文明本部黄河流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明显具有产品差异小，且缺乏通航河流的特点。
黄河流域的气温线和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这就使得东西方向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例如夏收作物主要是小麦，而秋粮则主要是菽和粟（近代则是玉米）。如果我们从该地域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物产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一近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上基本产品没有多大差异，各地之间不存在比较利益，不能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另外，虽说在黄河流域的南北之间，气温和降水的差异使得自然产品存在差异，例如北部旱地产麦粟，南部水田种水稻，但是南北方向没有通航河道，产品交换只能依赖陆路运输。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基本产品根本不能承受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商品经济不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了解了地理条件、市场兴起、劳动分工、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内在原理之后，让我们对学者们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争论给予简要分析。
五、黄宗智、李伯重、彭慕兰观点评析
现在，一般读者熟悉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在经济改革中，国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由原来的"粗放性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所谓"粗放性增长"也叫外延式增长，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按比例增加从而引起的总产量增加，但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增长。"集约型增长"也叫内涵式增长，是指在不增加物质生产要素的情况下，依靠改进技术和管理引起的经济产量的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不过，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虽然符合现代经济学的严格要求，但它们对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却并没有多大作用，因为在历史上，各种生产要素严格按比例增加投入的情况很少，由改进技术和管理引起的经济产量的增长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的大量情况是，某一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这种情况下总产量也会有所增长。可以看到，这样的经济增长（如果可以算得上是增长的话）就既不是"粗放型增长"，也不是"集约型增长"。事实上，这种增长的潜力是很小的。一般地说，某一生产要素的增长起初会引起总产量增长的结果，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终将导致总产量达到顶峰甚或开始下降，而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则更早地开始下降。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某一地区对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增加，但是土地投入却不变，于是出现劳动报酬递减，黄宗智把这种总量可能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称为"内卷化"。
中国学者往往受马克思理论的束缚，着眼于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了确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就力图搞清某一社会（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一般认为，劳动生产率主要由技术发展和进步决定。由于认为技术总是会逐渐发展的，于是历史上的"劳动生产率"就应当是一个逐渐提高或者至少是一个不会降低的过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笔者以为，由"生产力"概念演化出来的对"劳动生产率"问题的注重，是使中国学者的经济史研究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因为严格说来，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即使技术没有任何变化，历史上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一个有升有降的波动过程，尤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最为明显。如果把"人均日劳动产出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标准，那么即使其他生产要素相同，在人口稀少而土地丰裕的地区，"劳动生产率"就高。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以至达到饱和程度（环境人口容量的最高限度），"劳动生产率"就大大下降了。所以，长期以来学者们重视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有必要指出，人们历来重视"剩余产品"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认为"剩余产品"是产生商品交换，刺激社会发展的前提。这也是学者们在研究中重视"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原因，因为只有劳动生产率较高，产品才会出现剩余，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社会能否发展和进步，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剩余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多少问题，而是这些剩余产品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考察历史上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不在于确定当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在于探讨当时的产品能否促进交换的发展（交换的也不一定是"剩余产品"而是"不同产品"）。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历史上，由于产品差异小，人们将产品运输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所以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状态。这样，在人口稀少土地丰裕的时期，由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要么会被统治者集中起来修建宏大的国家工程（阿房宫、长城、大运河等）或者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汉武帝反击匈奴、隋炀帝征伐高丽、忽必烈进攻日本等），要么就按照马尔萨斯阐明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全部转化为人口，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又使人口达到饱和状态，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到只能勉强糊口的程度（黄宗智所说的糊口农业）。这时如果遇到严重天灾，土地产出根本供养不了饱和人口，就出现大规模的起义和战乱，于是社会就出现新一轮的王朝循环……
黄宗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总量虽然可能有所增长，但人均日产量却是降低的，所以"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应当承认，黄先生对江南情况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从经济学原理说，这一现象正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当然，如果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同时，又有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予以抵消，那么就不会出现收益递减甚或出现收益提高。由于事实上那里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无法抵消由劳动力增加引起的报酬递减，于是就出现"内卷化"现象。很明显，"内卷化"不是明清江南经济停滞的原因，而是经济停滞的表现或是结果。
李伯重对黄宗智的批评，尤其是他对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的区分，暴露出他对经济运行的原理的模糊认识。斯密型成长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库兹涅茨型成长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李伯重认为，这两种经济成长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说，在历史上，不少地区产生过劳动分工，但却没有产生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但从西欧经济兴起的过程看，如前所述，只有在分工（协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刺激人们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出现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此后技术突破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历史事实是，只有在斯密型成长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后的技术引进当然例外）。至于为什么有的地区出现了劳动分工却没有出现技术进步（例如古代雅典），从经济人行为原理分析，则只能是由于那里市场盈利的潜力已经耗尽，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刺激已经不大，结果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再去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的研究……从经济学原理看，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并不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必然的联系"。黄宗智认为从劳动生产率看明清江南经济没有增长，而李伯重却认为存在斯密型成长，我们不对这一争论作出评判。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明清江南真像李伯重认为的那样已经出现斯密型成长，但却没能演化出技术进步，那也只是因为市场发展状况的限制，使得从事技术创新的风险大而预期收益渺茫。因为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总会有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并取得成果的。
过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技术创新看作是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所以经济理论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引起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并阐明，技术创新是"内生"于西欧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的，从而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而在西欧经济技术兴起并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以后，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技术接受地）来说，技术当然就不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但是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外生技术在当地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当地的市场状况。西欧的纺织技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也建立了许多纺织工厂，但是"洋布"一直没有将中国农民的手工纺织挤垮，直到1980年代以"的确良"为标志的新型化纤产品普及后，机器纺织才完全取代农村的手工纺线织布。
也对江南经济没有增长的论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并且确实出现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他批评黄宗智说，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其（可能存在的斯密型）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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