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至少有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两种形式。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其二，提出"内卷化"理论所依据的事实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李伯重原先曾经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黄宗智在论证中就利用了李伯重的这些看法。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看法，但李伯重后来自己发现，"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所以黄宗智提出"内卷化"理论的事实依据并不可靠。
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人口压力增大。但是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证明，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6](P289-290)。如此看来，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但是，正当人们为解答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颇费周折之时，美国学者彭慕兰却在他的英文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中提出，18世纪的中国江南不但不落后于英国，甚至比英国倒更有点发展优势。让我们来看看彭慕兰的观点。
三、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关于中西比较的观点
在《大分流》一书及其后发表的文章中，彭慕兰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
1、彭慕兰认为，"内卷化"是大多数社会共有的现象，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于英国。彭慕兰提出，人口压力导致工资下降的情况是普遍的。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18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中国农村居民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也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如果说中国江南出现了一种内卷行为，那么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也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所以用"内卷化理论"来没有说服力。
2、彭慕兰认为，"内卷化"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彭慕兰以黄宗智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为例予以说明。黄宗智认为，在向现代经济的变革中，只有在通过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所以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对英国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不具备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彭慕兰指出，黄宗智一方面把中国江南的人口过剩作为"经济内卷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圈地运动造成的剩余人口看作是英国向现代经济变革的动力。事实上，18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由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了当地的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内卷化"理论，这应当是造成英格兰"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对人口过剩这一现象所起作用的不同解释，暴露了内卷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彭慕兰谈到，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作用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不相信英国的圈地运动对经济发展起了那么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在批评了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之后，《大分流》一书对近代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归纳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相比较而言，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而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样，按照他的看法，英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只是一两个偶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为了对以上学者的观点给予评析，我们有必要先向读者介绍几个基本原理，这就是"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原理"以及"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原理"。这些原理是笔者根据前辈思想家的理论总结归纳出来的，但对于一般经济史学者来说却是全新的。它们本可以独立论述成文章，读者也可以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找到相关论述，只是因为它们对理解本文论题的重要性，才占用网站的宝贵版面资源，直接纳入本文以供读者批评的。
四、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1、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首先应当归结为地理环境的特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或突破，那么生产技术突破有没有原因呢？它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为什么中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那么多技术突破，而中国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中，（对生产关系具有革命意义的）生产技术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突破呢？如果技术突破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人在活动前都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过去往往把生产技术进步看成是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是偶然出现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在历史上，偶然性的技术创新也许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它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等到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大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一些依靠偶然性无法突破的发明项目时，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座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都陆续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才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那么计时钟就还会被他的儿子或是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在出售后因为被人仿制而使发明人所获收益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现代经济学称为"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不过，虽然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因而能够给予创造活动经常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了出来。此后欧洲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专利制度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远远低于预期成本，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专利制度形成以前，西欧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所以最早的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由于市场扩张引起的盈利机会对人们刺激和吸引的结果。
2、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关系原理
诺思认为，引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商品市场的扩张。
早在11世纪，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垦，西欧就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市场盈利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交易活动，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逐渐加入到市场交易中来，到13 世纪时，西欧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制造业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刺激人们致力于技术创新的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
因此，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是双重的。市场发展既通过刺激生产和劳动分工间接降低了创新成本，又由于可以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所以，近代以来理论科学和技术创新大都出现在具有发达市场的西欧，决不是偶然的。一句话，市场盈利是刺激技术创新和突破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市场发展造成的纯收益的提高，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简单技术或偶然的发明创造能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关键问题也在于这些技术和发明能否利用市场获利。诺思还指出，南欧人早已发明了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南欧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后来却在欧洲西北部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西北部发生那样的作用，完全是由于那里已经出现了能够使它们获利的市场。按照诺思所说，"由于利用这些技术建造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只有在大量生产的情况下才是有利可图的"。而要大量生产，当然需要有销售产品的市场。另外，许多中国人知道，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在中国所起作用很小，传到欧洲却对新兴阶级战胜旧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地区具有如此不同的作用，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市场环境……
3、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由于无法解释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于是历史科学走进了死胡同。不过也应当承认，许多学者也看到了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由于把市场看作是"生产关系"（其中的交换关系）方面的内容，于是市场发展只能由生产力发展给予解释。但在诺思看来，市场发展是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更为基础的层次。市场发展既引起人们"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只要阐明市场发展的原理，也就解决了困扰历史学家上百年的大问题。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市场兴起的基础条件是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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