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人权理念地兴起，使权利的大门向公民敞开。公民权利由何而来已经被历史澄清，权利为人人所享有无需质疑。公民权利一旦产生，它就需要宪法来予以回应，并要竭力地走向现实。于是权利的宪法化和权利的实现也就成了宪政道路上永恒的话题。

关键词：
人性 基本权利 权利起源 宪政

引言
“人性的首要法则乃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乃是对于其自身应有的关怀”——（卢梭语）

在文明的时代“权利”寄附着人们基于对自身利益的渴求而诞生了。它的存在鼓起我们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我们因为有权利而享受现在，也因为有权利而希望未来。无法想象，让我们再堕入无权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有生活下去的可能。初涉法学，虽还未窥探到法学瀚海的全貌，但一次次的权利冲击，让我不得不崇拜起“权利”这个神圣的词语。不仅仅是因为它托起了我们生存的天空，更因为它自身一路带来的艰辛与痛苦。这里盛满人类文明的圣果，凝结了我们祖祖辈辈抗争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不崇拜它。
我承认是文明的时代张扬了权利，但我更要说是权利让我们的文明走得更深入。康德曾经说过：“人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这向我们真实地表述了为了我们自己人身中的人性，我们需要争取我们的权利，但同时又不忘在扩张个人权利过程中的谨慎，因为自身的和他人的人性同样都是目的。关注自己的人性，于是有了权利；关注他人的人性，便产生了义务。于是义务也就被文明的人类所接受。至此，人类走向了更理性的成熟。难道还有什么比我们用权利来解释义务更进步的诠释？
作为一名法学学生，亦是一名共和国的公民，我深知权利诉求的道路充满荆棘，但是我看到了权利给我们的文明社会带来的光辉，我愿意相信公民权利将会在我们的社会全面地实现。是理想亦是信念。正是源于这种理由，我一直在思考着权利，尤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探求着它的来源，追溯它的本质，我期望能在这“走向权利的时代”让更多的人认识权利，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权利。
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即“有疑问时，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为之。”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则是人民自由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保障。我深信只有当我们的国人完完全全的享有了这些肯认我们彻底自由的基本权利，而不再受到外来强力的干涉和社会条件的拘囿，我们才算真正地享受着文明社会的成果。有着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一天定将到来！
一、基本权利的起源
（一）从人权到基本权利的历史诉求与思考：
基本权利实际上是宪法意义上的人权。所谓“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过是指那些关于人的先天和后天能够实现的价值在法律上的一般承认。他与人们自己设定法律关系时明确权利义务的个别承认有着本质的不同” 基本权利不是个别的，特殊的的权利，它是基于主体是人而产生的为人自身生存和尊严而理所当然应该享有的普遍的，一般的权利。实际上，基本权利是“表明公民在国家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 这种地位是反特权、反等级的。权利主体需要通过这种法定的地位获得人格的独立、机会的平等、行为的自由。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内容，我国学者多数认为不外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民主权）、人身自由以至如日本提出的生存权（自由权）、权益归属（经济权）、以及各项社会保障（社会权）”
无论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还是作为团体存在的若干人的集合，其存在和发展都有赖于必要的行为自由，以显示其个性，实现其目的，履行其职责。基本权利，正是对社会主体在一定限度内的行为自由的宪法确认，是通过法律予以承认和保护的利益以及社会主体根据法律作出选择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可以说自由才是基本权利的核心。历史也足以证明追求自由是基本权利得以产生和获得长足发展的潜在动力。而人们真正开始觉醒并意识到满足人性而需的自由，也正是人权的起点。因而可以说人权伴随着基本自由的追求而产生，并随着宪法的出现而走向权利化，从而演变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关于基本权利起源上的分歧。
1）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学说最初的渊源是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潮的人文主义，在反神学的斗争中发现了“人”，并要求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实际上，人文主义就是以个人为核心，以自由、平等为基点的人道主义。它以唯心史观抽象出来的人性论，成为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最早的思想渊源。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荷兰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概念。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明确地阐述了“天赋人权”，认为这种天赋人权就是自然权利，国家就是人们通过缔结契约转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产生的。同时人们还保留了一部分自然权利，这些被保留的权利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剥夺。 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进一步的发展了天赋人权学说。笛卡尔在其《方法论》的开头就断言：良知也好，理性也好，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天赋的，平等的，并认为这种理性是人类的最终依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是随处可见“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影子。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发展，天赋人权思想也逐渐地走向规范化和法律化。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产生，它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是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阐明“ 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包括五种权利，即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反抗压迫权。时至今日，天赋人权在国际人权问题中依然产生着影响。1948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指出：“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
2）马克思主义关于基本权利的来源
英国自由主义者伯克抛弃了从纯粹理性上来思考公民权利的做法，而是把思维的触角伸到历史的深处，通过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归纳，得出人权实际上是人赋予的，从而提出了一种所谓的“人赋人权”。但是伯克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它未能深入论证这种权利的本质来源。因而又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道路。 但是不管怎样，他的历史思维方式为后来的马克思所继承。马克思通过对前人人权理论的总结，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辩证地论证了人权。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把人权观念和公民权利并列提出。“人权观念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全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为人享有这些权利。” 人权观念是普遍的，有着内在的共性。从这个意思上说人权观念是“天赋”的。这是因为人皆有其作为“高级动物”而不可避免的权利。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却需要我们历史地去看待。不同的社会阶段它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它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马克思指出公民权利本质上是历史地产生的，最终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指导下，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承认人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是斗争得来的理论，我国宪法序言强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各族人民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国宪法的上述规定隐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不是自身固有的，而是由国家赋予的。
3）殊途同归
天赋人权学说根据“人人生而自由与平等”这个无法证明的绝对的前提推理出来。实际上是用一种非历史的思维方式靠完全的理性思维来论证维护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考虑到其终极目的的善意的积极意义以及被人们认知的简易性，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干涉这种思维。因为按照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即赋予我们之自由与平等的大前提，加上我们皆是上帝之臣民的小前提，由三段论的推理，自然而然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之追求自由与平等之权利皆应为我们所享有，一切阻碍自由与平等实现之政府皆为非法。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为权利而战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随着这种斗争的深入，迎来的即是权利的扩张。如此之结果是丝毫不违背人性之发展的。而且，“天赋人权”之“天”在最初形态上指上帝，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烙印被渐渐地洗去，“天”更多的是指“固有”与“天生”之意。这已经接近一种理性的规律了。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清楚的，即我们的“先觉者” 不要用貌似理想与完美的话语去概括原本就复杂的事物。“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法学研究的启蒙话语就是‘柏拉图的药’。” 对于在这种思维下的论断，我们的法学家们需要谨慎地对待。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权利是历史地形成并向前发展的呢？马克思从物质生活条件上找到了根据。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的财富的均衡趋势最终必然要求人人自由而平等，因为权利是一定利益的法律表现。只有撷取了合法的权利，经济上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没有财产权，生命的存在就没有物质基础，更谈不上什么权利。” 当极少数人掌握了生产资料成为统治者的时候 ，根据“财富就是权力”规则 ，他们自然就会依据自己的利益来分配权利，竭力地使自己的利益权利化。于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确认和设立社会主体的法律地位来分配权利和义务、制定法律的过程，也就是把某些权利和义务同某种法定地位联结起来的过程。” 然而当物质财富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达到平衡甚至是逆向的不平衡的时候就产生了权利的重新配置。这其中伴随着艰苦的斗争。基本的权利就是斗争成果的反映和记载，并将伴随着斗争的深入而不断扩大。可见斗争人权也不过是争取支配财产与人身的自由，尽管自由的背后躲藏的是利益。
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权利起源理论反映的是不同的权利观念和立法理念，它们的相互碰撞必然引起人权问题的纷争。我以为这是可以调和的而且并不妨碍法治文明的进步。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彰显自由与平等的天赋人权观念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它产生以来一直在推动人的解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天赋人权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人的解放和和人性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也以为实现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尽管在源头上无法找到统一，但终是要同归大海。这两种不同的学说共同地推进法治社会的进步。因而我们无须过多地纠缠于此。就像我们不需要与基督教徒争辩人的起源一样，只要不违背人性地发展，而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人的价值的实现，那么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与人是进化而来的争论也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我们只用守住自己的科学观念，对于天赋人权这种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权利理念，完全可以容忍它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并不是以推翻我们所认同的权利的历史性和阶级性为目的。相反对于一般人来说天赋人权更能激起人们对权利的维护。
（二）从权利的法哲学思考中看公民的基本权利起源：
权利最初的语境乃是市民社会，是指人实现其正当利益的依据。建立在生产和交换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要求有独立自由之主体，能自主地生产劳动产品并拥有对劳动产品的独立支配权，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交换。而这种市民社会最初在罗马得到最完善的发展。因为“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领地”而“罗马始终不过是一个城市”。 在这种小城邦中，完整的农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剩下的只有城邦的主人——市民，依靠商业来作为社会经济的支柱和生存的资本。于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中，适应其需要的个人自治就得到极大地推崇。私权作为适应这种趋势的需要在罗马城邦中产生了。此时的权利只是为了保障私人平等和自治，调谐在经济交往中出现的私人利益。由此可见权利产生的最早形态是一种利益驱动。“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
在14--18世纪，资本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在经济上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渐渐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他们一改向地主阶级卑躬屈膝、以求妥协的态度，开始要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并要求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以获取更多地与自己利益相称的自由空间。 于是代表物质利益要求的权利开始走向扩张，逐渐渗入到精神利益领域，一种“道义”上的权利亦即人权产生了。 因此按照权利发展的脉络，人权也应该是一种利益的权利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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