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它首先发轫于哲学界的呼唤，随后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回应，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双方大有携手联姻的趋势。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结论，但却取得了不少令人欣慰的成果。讨论自身的影响和意义是巨大的、长远的，不仅对哲学自身是一种延伸和发展，而且对扭转经济学界的片面追求纯“数理技术化”的倾向，启迪、开阔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推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进步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显然，经济哲学问题的提出，是我国人文科学界的一件幸事。
    关于经济哲学自身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界专业人士已经论述了很多。例如，什么是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与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范围有何不同？经济哲学是否要提出自己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等等，都作了较为深入的争论。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不想介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只想就一些看似无关、但却重要的外围问题谈点个人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在我国目前会提出经济哲学问题？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怎样，是如何演绎的？国外存不存在经济哲学？经济哲学在我国怎样发展，前景如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哲学在中国出现的背景
    在我看来，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一个是哲学在我国“贫困化”趋势强化、亟需寻找出路的直接结果。
    先说第一个方面。社会是一个复杂统一的有机体。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转型，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中国在经历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闭关锁国、片面追求社会主义情结、饱受贫穷落后的煎熬之后，终于踏上了改革开放、通往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二十余年的探索之后，一些单方面的、表层的、相对微观的问题经过努力和“交学费”都基本解决了。但一些综合性的、深层次的、关系到全局和方向的宏观性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例如关于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莫不如此。而这些问题不是依靠某一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就能解决的，有赖于整个学界的联手行动、全社会的共同探索方能够找到答案。
    在这方面，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它就象一条经纬线贯穿到社会的全部生活领域，决定和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等，“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不能给予人们具体的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社会发展的真切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判断力。任何科学都不能摆脱哲学的资助，否则其发展只能是盲目的。在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就是适应这种时代变革的要求而兴起的，它的提出就是要通过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杂交”优势，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说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催生”，主要是中国哲学“贫困化”的直接结果。经济哲学可以被界定为对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功能、经济目标、经济制度及其相关过程的哲学评判，它所要探索的是那些根植于经济生活而又超越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哲学最初主要是由西方经济学家主动关注而产生的，西方哲学家则大都沉湎于他们自己的领域，相对被动地接受经济学家们抛来的“绣球”。相反，我国的经济哲学首先是从哲学界作为应用哲学的分支提出来的，以至于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一些哲学学者不甘于哲学“贫困”的状态，而用哲学式语言归纳经济现象而已，以拓宽自己的生存范围，“混得一碗饭吃”。这样说虽然有些偏颇，但我认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却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哲学的贫困化”，与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里的含义不同，专指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的“政治化”。哲学是一门“智慧”的学问，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它的基本功能是教人如何去思考。然而在中国，哲学已经异化了，变成了“政治”的依附，变成了机械的说教。本来是教人如何思考，却变成了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因此，在中国，一提到哲学，人们自然的把它划归“政治”的范畴，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情绪。
    （2）哲学的“一元化”。中国的哲学长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多年来禁止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输入，甚至连中国自己民族历史上蕴藏在传统文化中的辉煌的深厚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也视为“毒草”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哲学，我绝无贬低它的意思，但它毕竟只是西方哲学思潮的一种，它也是吸收前人成果养料的产物，它本身也要发展。正象马克思创立其哲学时对前人的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样，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我想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态度。“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3）哲学的“纯学术化”。哲学是启迪人们思想的学问，是指导大众行为的科学。而哲学在中国被纯学术化了，变成了一门“玄学”，只是专业人士学术探讨的东西，只是圈内人士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东西，离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太远，离大众太远。或者说，哲学在中国只是“贵族化”的学问，没有实现“平民化”。正因为如此，使得哲学自身的路子越走越窄，陷入“死胡同”，缺乏大众尤其是其他学界的理解与支持，哲学的“灵魂”和“生命”丧失了。
    （4）哲学教育的失败。与以上几点相联系的，或者说与之有因果关系的是哲学教育的失败。也就是说，哲学在中国变成了“考试”的要素，学生被沦为哲学的“奴隶”。从中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哲学始终都作为必修课通过一关又一关严格的考试，哲学教育被重视到如此的程度本意是好的，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结果如何呢？除了考试前机械地死记硬背了些概念和条文外，哲学的“精髓”和“灵魂”都丧失了。试问一个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非哲学专业的博士懂多少哲学知识，会不会哲学思维，有没有“哲学味”？
    哲学在中国沦落到这种境地，不仅是哲学的悲哀，是哲学界的悲哀，更是学习哲学人士的悲哀，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如此境况，不由得使人对哲学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怜悯和关怀。
    实际上，哲学的命运如何，最终是看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正因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或“异化”，使得哲学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在火热的改革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理应发挥的指导作用，甚至哲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连正常就业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出路何在呢？在哲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主张从加强主体性、科学化、社会化等内涵研究角度为哲学寻找出路，如果能解决问题，这当然是一种办法；另一种主张面向现实、在应用中求发展，即从加强外延方面的研究来拓宽哲学生存的路子，这不失为一种更实用的思路。既然存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艺术哲学等交叉学科，为什么不能形成经济哲学这个新的生长点呢？正是基于此，一些哲学学者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经济哲学的想法。
    当然，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的说是哲学界的“无病呻吟”，“病急乱投医”的结果，但它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催化作用。实际上，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改革和发展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也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它提出以后，便得到了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积极回应。    二、经济哲学在西方的演绎
    经济哲学在中国虽然还是个新名词，但在西方，经济哲学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实际上，早期经济学和哲学是融为一体的，近代以来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经典的经济哲学发端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一些经济学、哲学著作也可称为早期经济哲学的力作。另如贝克莱、洛克、休谟、蒲鲁东、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哈贝马斯、卢卡奇等也在经济哲学的发展中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只是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才逐步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陷入了形式主义的过分数学化之中，在对经济学引进数量分析方法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走上了“黑板经济学”（科斯语）的歧路，产生了无哲学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新的“范式”危机。这一点，已受到西方新制度学派和激进经济学派等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部西方学术史，就是哲学和经济学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的历史。经济哲学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在此，我们不妨对西方经济哲学的演绎过程略作回顾。
    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是融合在一起的。斯密本人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的经济学巨著。一般人只把它看作是一部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家认为斯密的著作表面看来不含有哲学的成份，也没有明确提到过斯密的经济原理所依托的哲学体系。但实际上，斯密也是一代哲学大师，他的整个经济思想都是建立在其社会哲学基础之上的。早在《国富论》完成前的1759年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著作，是第一位系统论述道德问题的经济学家。
    蒲鲁东在西方经济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曾经试图从某种先验的哲学原则出发，去构建一套经济哲学体系。他把现实的经济运动看作是人类平等观念的发展，主张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讨论理性规律的学说，就是创造哲学。不过，他沉溺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提出按所谓“组定律”构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后来，这遭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认为，蒲鲁东的这些思想颠倒了现实和范畴的关系，使用的材料不是经济生活的现实内容，而是某种哲学教条。
    在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马克思堪称一代楷模。他毕生将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批判地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名著。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他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哲学观仍然囿于旧唯物主义，对社会的认识是唯心的，缺乏辩证法思维。他揭示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并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其经济学超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对一系列范畴的研究，如社会、实践、劳动、异化、需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加以阐释的。正是从这一点来说，有人认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创始人。
    可见，早期经济学和哲学是融为一体的，经济学是哲学的，哲学也是经济学的。这也是经济哲学最富成果的阶段。
    但是，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的出现和发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0年代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涉入，引起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哈奇森1938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程》代表了波普主义者的观点；50年代后期逻辑经验主义“接纳观点”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是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尼斯和费耶阿本德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经济学对科学哲学的钟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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