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国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国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早在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州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韩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象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28 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的工具。譬如，就象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29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得奋起保护自己。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台湾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战国时代”核心是一个“战”字。斗争和团结（为斗争需要的结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1 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英淘提出世界进入“战国时代”的概念。作者在与邓英淘的多次讨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错误负责。

2 据估计，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总额达三万亿美元，再加上借贷能力（以十倍计算），可动用资金达30万亿美元（230万亿港元）（见《苹果日报》：“炒家弹药230万亿，财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据估计，全球每天的资金流动，在几年前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只占1％左右。与此同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只是以百亿美元计算，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3 见《信报》：“马来西亚实施严厉外汇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页。

4 见《信报》：“台央行总裁解释关闭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页。

5 见《信报》：“台湾全面封杀索罗斯基金活动，台股急跌创22个月以来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页。

6 见《明报》：“星采新股市指数减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页。

7 见John Thornhill：“Fears over devaluation send Russian markets into dive”，Financial 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页。

8 见《信报》：“浅析俄国金融风暴”，1998年9月9日，第16页。 9 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1998年10月3日。

10 见崔之元编译：“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参阅文稿》，No.98-14。

11 见《香港经济日报》：“为亚洲把脉─病因：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页。

12 见Robert J. Samuelson：“Global Capitalism， 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页。

13 见Rajiv Lall：“Taming Capital Flow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页。

14 见Stephen Fidler：“Capital curbs seen in more favourable light”，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页。

15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 对俄罗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计入。

17 见Bob Davis：“IMF pledges its readiness to assist Brazil”，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页。

18 见Robert Chote：“World Bank sounds alarm over risky emergency loan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页。只要这个比例达到80％，按规定就要自动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了。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为稳定货币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发行局制度。 20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 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 参见俞岱曦等1998：《金钱与梦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页。

22 参见刘冰：“欧元能挑战美元吗？”见下期《香港传真》。

23 德国是向俄罗斯贷款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些连利息偿付都有困难的问题贷款，德国银行的财务评级会被调低（见Graham Bowley：“Russian crisis hits German bank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页）。

24 见Stefan Wagstyl：“Eastern Europe feels fallout from the crisi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页。

25 德国作为被前苏联和“华约国”战胜的战犯，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安全和巩固东、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约“东扩”中最卖力气，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投资最多。

26 参见Sheila McNulty：“Malaysia's capital controls create investment challenge”，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页。

27 不说经济国际化程度在殖民时代就很高的英美列强，后来者日本，早在1983年，跨国公司内部产品调度就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3.7 %，进口总额的27.7%；90年代更分别发展到30%以上（参见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 参见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 衍生工具市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集中，而且越发展越集中。1993年年底，美国美林、所罗门兄弟、摩根银行、摩根士丹利、高盛和信孚六家，就占全球衍生工具合约的40％。到1996年国际结算银行调查时，美国14家金融机构占了美国全国衍生工具活动的90％。英国396家银行参加衍生工具的交易，其中22-25家占去交易量的90％以上（参见王小强：“联系汇率的逻辑理解”《香港传真》No.97-8，1997年11月8日）。

转贴于 大学生素质网 Http://Www.Uscc.Com.Cn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uscc.com.cn/Discourse/Demonstrate/Economics/International/200609/Discourse_3090.htm

[1] [2]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