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辑》(广东卷)，第314页。
②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第180页。
③ 曾蹇主编：《海南岛志》，第285页。参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1989年版，第498页。

只好夜间工作，在巨大的厂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常有许多黑影在闪动，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①

承担物资运输的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实在正如前线战士一样，在同敌人拼命。”②“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③

“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这种只能出现在战场上的情景，如今出现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大西迁中，这同样是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

内迁工厂，绝大多数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在当时一家大型钢厂——上海大鑫钢铁工厂的申请内迁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国工业落后，无相当之炼钢厂。一旦大战开始，后方对于运输机件之修理补充。定有大感缺乏之虞。查商厂成立不过四年，对于火车上所需之钢铁材料，已经全国各铁路采用，坦克车配件亦经交辎学校试用。合宜即改制其他，亦能应军用上之需要。如飞机炸弹钢壳，亦曾代兵工署上海炼钢厂制造二千余枚。在此最后关头，深愿全厂已经训练之职工与齐全之设备为国家效力，担任运输机械方面钢铁材之供给。”它最后向“厂矿迁移审查委员会”呼吁道：“寇深时危，敬请钧会迅赐示导，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抵抗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的。”④

人人都可以体察到这封信中，所洋溢的爱国热忱。它所表达的，正是要把新的生产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用到最能发展自己的用武之地。这封信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的心愿，说到底仍然是“产业革命”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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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1983年版。
② 《新世界》第11卷，第4、5期，1939年3月。
③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年版(自印本)。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一)，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依靠这种精神的支持，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把至少是452家工厂总计12万多吨的物资从东南沿海迁到内地。①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继续发挥着这种精神。上面那位工厂内迁的主持者林继庸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迁川的厂家们多来自上海，他们平素享用豪奢， 自经迁移，沿途备尝艰苦，已把原来的享受习惯改变过来，当老板的不坐汽车了，步行三五十里路算不了一回事。天原厂主吴蕴初为了安装电介槽子，七日七夜未脱工衣。建国造纸厂协理陈彭年，为了浇造纸机的水泥地脚，两日夜未曾离开他的岗位。”②而由香港内迁重庆的女化学家丰云鹤和她的丈夫“在渝创办西南化学厂，所有厂中设备，均由其夫妇胼手胝足自行设计。从肥皂的废液里提炼甘油，供制造炸药之用。她又用麻纤维制成一种类似丝绵的物料，取名“云丝”，供制衣被之用。他们的化验室，就是他们的卧室，床前床后排满试验仪器、书籍、药品、半成品等。他们的厨房里，也加装提炼药品的设备”③。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产业革命”的精神恐怕仍然是最好的概括。

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产业革命寄托了浓厚的希望。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初，民国政府成立之日，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就发出了产业革命的呼声。一个名叫工业建设会的团体在南京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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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继庸：上引文。
② 同上。
③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花絮》，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版。


政府成立不久的1912年初就曾发出“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的欢呼。①然而很快一切都成了泡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那时起奋斗了36年，经受20多年的风雨，最后又经历了长达8年的大颠簸，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他们在大后方建立起来的一点工业．却被当时的政府当局看成是“现存工厂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面临着“不如任其倒闭”的可悲结局。②它充分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产业革命的希望。

是不是可以把产业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统治阶级的身上呢?

的确，同中国资产阶级梦想产业革命平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慈禧到袁世凯，也摆出一副提倡产业革命的架势。亲手扼杀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慈禧，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在中国政局日趋沉沦的时刻，为了维系这个失去生命力的王朝于不坠，发起了一场所谓推行新政的活动。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振兴工商到刷新政事，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而围绕着振兴工商这个中心，又有一系列相当完整的配套措施。从1903年商部的设立开始到1910年清王朝终结之前夕为止，先后颁布的各项振兴工商的法令和措施，包括工农、路矿、航运、商事、金融等各个方面，总计将近30项之多。③而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北洋政府所公布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条例法令，单在1912—1916年的5年中，就达80多项④，又超过了清王朝最后10年的新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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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12年工业建设会发起旨趣，见《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
②齐植璐：《抗战时期工矿内迁与官僚资本的掠夺》，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
③ 根据作者所编：《清末新政措施表》(未发表)。
④ 根据作者所编：《民初新政措施表》(未发表)。


他们好像的确有振兴实业的要求了，他们的观念，似乎的确有些更新了。且不说袁世凯，单说慈禧吧。以前清王朝统治者一直认为：修建铁路，既妨碍坟墓庐舍，又违反祖宗成法，坚决表示禁拒。当19世纪70年代末，开平煤矿，拟建运煤铁路之时，最初就因“机车直驶、震动东陵”而被“勒令禁驶”，使得煤矿当局不得不暂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①。现在的确风气大变。当慈禧太后从北京出走西安，又从西安回到北京以后，她的观念大变了。不但对火车旅行赞不绝口，而且亲自下手谕，要修建一条北京至西陵的铁路，供她个人乘坐。②5年以前，内务府从节省陵寝费用出发，也曾有过修建这条铁路的念头，然而却未能实现。③现在慈禧一转念，“那些死抱着旧规不放的保守派的最后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④。不但如此，火车不但要修到死人的宫殿，而且还要修到活人的宫殿。从北京向颐和园修上一条铁路，专供慈禧消夏之需，也同时出现在慈禧的意念中。⑤接着又有西直门到颐和园的电车计划⑥，还有摩托车的参加。为了这目的，慈禧一口气订了23部。⑦这时的颐和园，已完全按西方模式修葺一新。新建筑中完全采用外国的款式，膳房也采用西式操作，厨师都练就一手外国的烹调技术。⑧使用的餐柜，是上海的福利洋行⑨在欧洲技师亲自监督之下精心制造的。⑩“家具装饰以及生活中的许多小的享受方面的外国口味，很快地在一大批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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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1页。
②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6页。
③ 《北华捷报》1897年10月22日，第728页。
④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6页。
⑤ 同上。
⑥ 《北华捷报》1903年11月6日，第964页。
⑦ 《北华捷报》1903年9月25日，第634页。
⑧ 《北华捷报》1902年9月17日，第570页。
⑨ 福利洋行(Messrs．Hall and Holtz)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外国家具公司。1888年公司广告称：“本公司置备了最新式的木材家具制造的机器，装饰与雕嵌都由外国工程师监制。”(《北华捷报》1888年6月15日，第768页)
⑩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2页。


官员中风行开来。”①统治阶级在这一方面几乎是全部现代化了。

但是，这离近代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该有多么遥远的距离啊!人们从这里看到的是：本体末用。已经到了末用的末流。西方技术的追求变成了慈禧个人享受的工具，统治阶级的走向和产业革命的要求，南辕北辙。

慈禧的王朝如此，那个复辟倒退的袁世凯王朝以及他身后一连串的军阀割据，更是把中国产业革命的希望彻底断送。

是不是可以把产业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的身上呢?

的确，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出现的新生产力的引进者。从这一点上看，它的确似乎是中国产业革命要求的推动力量。西方国家当时在中国的活动者和后来记述他们这种活动的历史学家，从各方面肯定这一观点。他们很自然地把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同中国的现代化直接挂起钩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同文明的西方对落后的东方的帮助，直接联系起来。改变中国的落后，包括产业革命的发动，只能指望西方的帮助。

然而，这一种论点，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不但在后来中国历史的客观研究者中间通不过，就是在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创业者当中，也是通不过的。在本文前面提到的几位中国近代企业的创业者当中，陈宜僖就首先通不过，他是“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才立意修建长达137公里的新宁铁路的。他的公司，毫不含糊地打出“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鲜明旗帜。詹天佑那里也通不过。他在外国人奚落嘲笑的面前，挺直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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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6页。


板地宣称：“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修建自己的铁路。”，“我们已有很多要学习工程的人，这些人互相帮助互相依靠，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推而广之，范旭东、简玉阶兄弟、乃至绅士兼资本家的张謇，都通不过。因为他们的创业过程，也就是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压力的过程。事实上，陈宜僖的三不主义，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时汹涌全国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大潮中的一个浪花。①

“西方的帮助”，只是用来掩盖真相的一面轻纱。它是很容易揭穿的，在19—20世纪的转换期西方国家争夺中国路矿权益的高潮中，就曾经不断出现各国在自己划定的势力范围内，禁止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使用机器生产。19世纪末德国在山东、20世纪初英国在山西，都先后禁止中国原有的民窑使用现代机器。他们表面上高喊中国矿业的现代化，私下都在等着看“从事开矿的本地人，不要多少时间，统统都给套住，没有活路”②。

所有这些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在饱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政治主权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外国在中国的势力，不是可以用来作为中国产业革命的依靠力量。西方的帮助是不能指望的。近代中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产业革命。近代中国产生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过产业革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它仍是一个向下沉沦、没有发展前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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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967、1001—1002、1014 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42—760 頁。
② 《北华捷报》，1907年7月12日，第69页。

中国的沉沦，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再奋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所以才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艰难中的奋起；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沉沦的社会中诞生，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才面临着奋起的艰难。产业革命之不能出现于近代中国。正说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的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必须另觅途径的历史必然。

中国的无产阶级接受了这个时代的挑战。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中国******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过了革命的火炬，领导全国人民将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①

中国仍然需要前进。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新中国，在******的领导下，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实现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实现的产业革命。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力量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有信心实现中国的产业革命。

(原载《近代中国》，1991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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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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