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页。
③ 简玉阶致简孔昭，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1页。

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①日本“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②。张謇之全力创办大生纱厂，即使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也不能抹煞这个基本的因素。

如所周知，张謇的实业活动，初期遇上了严重的困难，从大生筹办(1895)到开工(1899)的五年中，多次陷入筹措资金的困境，几乎到了“百计俱穷”、“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曾用招洋股的办法，来威胁曾经支持他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然而他究竟没有这样做，终于挺了过来，作困兽之斗。这还是难能可贵的。把它归结为产业革命的精神，应该说：“当之无愧。”

“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气氛，也弥漫到相对沉寂的手工业中来。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来得及为中国的机器大工业提供产生的条件，没有为大工业的产生提供适宜的土壤。但是在大工业已经产生的土壤上，却不妨出现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尽管它不是作为产业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存在，但它仍体现中国产业革命的要求。这种情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20世纪初，尤其明显。这里只选取中国的传统两大著名手工业——以四川为中心的井盐和以苏南为主体的丝织，让它们来印证这种气氛的弥漫景象。

四川井盐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开采的酝酿，在19世纪的9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到。③实际着手，是在义和团运动至辛亥革命的10年间。而正式生效推广，则在辛亥革命之后，大约又经历了10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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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条陈立国自强疏》，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参见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② 《张謇致沈敬夫函札》(稿本)，转见章开沅，上引书，第60页。
③ 《海关贸易报告册》(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重庆口，1891年，第68页。


作为四川井盐重镇的自贡盐场，是蒸汽采卤机车诞生之地。走第一步的，却是一个经营花纱等生意的商人。他的名字叫欧阳显荣，从1884年起，就在内江经营花纱生意，并在重庆设有庄号。①大约与此同时，他又曾在自流井办过盐井，深感“纯用牛力”汲卤的困难。1894年，据说他曾经去过一趟武汉，在汉阳看见长江码头的货轮用起重机装卸货物，便产生了把起重机升降货物的原理，用于盐井汲卤的设想。随后通过同他人的合作，设计出一张汲卤机的草图，由汉阳周恒顺五金工厂试制。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制成第一部汲卤机车。随后运到自流井试行运作，这时已是1902年前后。此后两年，对机器不断进行改进。据他自己说：“此井推水较前用牛力推水者加强10倍。”但因机件易于损坏，经常发生故障， “终难获永久之利用”②。一直到1904年以后，才基本上解决了汲卤中的各种问题，机器应用于井盐生产才逐渐得到推广。到1919年止，整个自贡地区盐场中，使用蒸汽机车的盐井，共达37眼之多。③

手工丝织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在时间上比井盐业要晚一些。而且既有一个落后的手工工具→改良的手工工具→机器的完整过程，又有未经手工工场生产而直接进入机器生产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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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学君：《四川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97页。
② 自贡市档案馆475号案卷：《欧阳显荣呈文》，转见《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336页。
③ 钟长永据林振翰：《川盐纪要》订正。见《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40页。


改良手工工具的引用，最先是日本式的手拉提花丝织机的引进。大约从1912年开始，这种织机先后出现在苏州、杭州、湖州、盛泽。而电机的引用，则首先见之于1915年的上海。①至于苏杭等地手工丝织业中由改良工具向机器的过渡，则迟至20世纪的20年代以后。苏州手工丝织业在正式引用改良手工工具之后7年，就进而引进电力织机。②杭州的手工丝织业。在1919—1926年之间，也“由旧式木机，一变而为手拉铁木合制机，再变而为电机”③。稍后更扩大到湖州、宁波等处。④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手工业，在20世纪之初，再现了18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手工与机器的对抗。四川井盐中第一部汲卤机车的出现，多数井户持反对的态度。最先试办机车推卤的欧阳显荣，甚至碰到“没有井户把盐井出租给他推汲”的尴尬处境。⑤苏州第一家引用电力织机的苏经绸厂，也引起了传统手工业者的恐惧和反对，经常受到他们的“来厂滋扰”，以至厂主不得不请求地方当局的“保护”⑥。

正由于此， 由手工向机器的转变，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欧阳显荣为了向手工井户证明机器生产的优势，不惜将他长期从事的花纱生意停下来，把营业权和房产加以变卖，三赴汉阳，聘请翻砂工，制造车盘、车床、车钻、车挂和双牙轮等部件，反复试验，通过同各种阻力和困难的斗争，终于成功地安装起第一部汲卤机车，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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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86—87页。
② 苏州档案馆藏档案资料，见王翔上引文，第88页。
③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3页。
④ 王翔上引文，第88页。
⑤ 《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37页。
⑥ 《苏经绸厂请求保护电机案卷》，见王翔上引文，第88页。


的推广打下了基础。①而苏州丝织业中采用机器生产的厂家，在变木机为拉机、电机，变土丝为厂丝、人造丝，变分散织造为集中生产三个方面，也作出了艰巨和富有成效的努力。“进行之神速，出品之精良，实有一日千里之势。”②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产业革命的精神。

在变化最小、最少的农业中，人们也能察觉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因为和机器、蒸汽动力、电力的发明一样，新果实和新种子的发现和传播也是一种“惊人的创造”。

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农业中的“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并没有“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所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③。但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扩散的影响下，这个内里保持不变的最大经济部门的表层上，也出现了若干新的斑点。出现了新的生产力的躁动，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次举行的全国规模的博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展览厅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自制的一种将点穴、撒种、施肥和覆土一次完成的播种机。④从全国范围看，最引入注目的。还是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新式垦殖企业。从19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从东北到西南，掀起了一个设立垦殖公司的小高潮。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止，全国各地设立的各种类型的农垦企业，在170家以上，申报的资本达600多万元。⑤这些农垦企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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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36—337页。
② 《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呈请立案》，见王翔上引文，第92页。
③ 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551—552页。
④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南洋劝业会游记》，1910年版，第20页。
⑤ 《农商部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转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8页。


大部分是徒具形式，既少自营，更少更新生产工具和技术。同资本主义农场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些农场的出现，究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企业的创办者，不少是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物。如1906年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殖公司的何麟书，是一个曾经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橡胶园里做过工人、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华侨。①1907年在黑龙江成立的兴东公司，它的创办者也是一名久居海外的华侨。②1916年在江苏宝山创设一家万只养鸡场的何拯华，则是一位曾经“留学毕业返国”的洋学生。③有的农场的经营管理，也能吸收一点资本主义的经验。如1905年成立的浙江严州垦牧公司，其种植技术“悉仿日本新法”④。1906年在广东嘉应成立的自西公司，也声称“参用西法试种橙、橘、松、杉、梅、竹各种木植”⑤。而上述的兴东公司和张謇在1901年首创的通海垦牧公司，一个声称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⑥；一个更具体提出怎样“采用美国大农法”于棉麦的种植⑦。这些事实，客观上可能都有夸大之处，但它至少表现出创办者的主观意图，这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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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② 李文治．上引书。第696页。
③ 《宝山县续志》第6卷，实业志，转见毛德鸣《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4页。
④ 《东方杂志》2年7期，转见毛德鸣上引文，第94页。
⑤ 《东方杂志》3年3期，转见李文治，上引书，第878页。
⑥ 李文治，上引书，第696页。
⑦ 《张季子九录》第2卷，实业录，29—30页；参见毛德鸣上引文，第94页。


同在手工业中一样，在农垦业中，也存在着新旧势力的冲突。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受到许多人的排抑和疑谤，这是众所周知的。同何麟书齐名的另一华侨梁炳农，1911年在南京后湖创立了一个江宁富饶垦牧场，还没有正式开办，就受到了“湖民全体”的“聚集”反对，原因是农场成立以后，他们会“陡失生机”①。

这种先进同落后的冲突，甚至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福建华侨之投资农垦企业，集中在30年代的后期。然而蓬勃一时，又迅速衰落。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遭受反对统治机构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摧残”②。在遗留下来的旧时代官府档案中，如今还保留着大量的华侨为举办农场而请求地方官府给予保护的文件。这些只是“层层转呈”而没有下文的文件，就是这些农垦企业的命运的最好证明。

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新式农垦业的兴起，也包含着创业者的艰苦努力和革新精神。被称为海南橡胶鼻祖的何麟书，在森林莽苍、蔓藤纠葛、荆棘丛生、山岚瘴气的海南岛上，开发这块沉睡的土地。的确饱含了无限辛酸。他胼手胝足，身体力行，不顾不服水土，吃住在山林，不顾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艰苦备尝，终于垦出了200多亩胶园，为农场奠定了基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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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卅日，转见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油印稿)。
②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③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314页。


他又是一个勇于探索、百折不回的革新者。他在海南岛引进橡胶，最初的方法是播种橡胶种子，但是一连三年，几次播种，全都失败，集来的股本付诸东流。在股东纷纷要求退股的情况下，何麟书毫不动摇。他变卖自己的产业，清偿旧股，重招新股，继续进行试验，精心培育，终于探索出一条从播种树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办法。①不到10年功夫，乳白色的胶汁，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橡胶树上流了下来。②售价竟高于南洋产品之上。③应该说，这种努力，不能不代表一种产业革命的精神。

的确，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但是，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确充满了产业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

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几页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副黯淡的前景。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大颠簸，抗战后期官僚资本的膨胀，又造成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大窒息。然而，即使经历这样大的磨难，面临着这样一个艰难痛苦的环境，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仍然有奋发图强的一面。激烈的动荡不安并没有阻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积极进取。1937—1938年的民族工业大西迁，在历史的石柱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证明。它经历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艰难，也创造了历史上举世罕见的奇迹。一个亲身经历并主持民营厂矿内迁的人，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写出那时的情景道：

“在连天炮火中，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抢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扛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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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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