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政权。他们的企业活动，不管是洋务派官僚的积极兴办、或是北洋军阀的不积极兴办，都提不上官僚资本主义的日程表。

中国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条件下出现了带有垄断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变态产物。这不是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能概括它的全部内容的。

第五是买办阶级的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相联系，最近几年来，买办阶级的问题得到较多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依我看来，还有值得加以研究之处。

出现在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究竟是一个进步的阶级，还是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中经常议论的一个问题。现在论坛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买办阶级，并不是一个反动的阶级，而是“处于上升的阶段”的阶级，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阶级。“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进步作田是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的”。买办阶级中不但出现了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家”，而且出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和爱国知识分子”。他们“起到了中国近代化的生力军”的作用。

如果把买办阶级等同于洋行买办，那的确有几分像。早期的洋行买办中，的确出现了像唐廷枢、徐润那样的实业家。也出现了像容闳、郑观应那样的先进的中国人和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确起到了中国近代化的生力军的作用。问题在于能否这样等同起来。

关于买办阶级的理论根据，现在大家都是遵循******同志的原则分析。******同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划分，一贯按照大、中、小的原则。而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的同义语。其所以称大资产阶级为买办阶级，是因为这个阶级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即它“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①，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②。洋行买办，作为一个整体，当然也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但买办阶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洋行买办，从理论上讲，这是明白无误的。

如所周知，一个阶级不能转化为另一个阶级，但阶级中的个别分子是可以转化的。道理很简单，“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③。即使把所有的洋行买办统统划人买办阶级，单个洋行买办，也和其他阶级的单独的个人一样．是可以转化为另一阶级的成员的。就这些单个的洋行买办而言。这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买办阶级作为反动阶级的客观现实，这又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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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② ******：《<******人>发刊词》，《******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页。


因此．从这里引出的正确结论，决不是“买办阶级是一个进步的阶级”这个命题的成立。洋行买办投资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这只能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道路的曲折，只能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面临的环境的特殊。这样一种曲折的道路和特殊的环境，只能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软弱性，却得不出买办阶级是一个进步阶级的结论。

第六是中国近代商业资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近代中国流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问题。由于过去的研究中在这方面下的力量相对不足，因此，这里存在的分歧，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而且甚至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分歧集中在商业资本的买办化问题上面。近代中国的商业资本，很容易和买办化挂起钩来。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夯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①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的商业资本，有一部分在五口通商以后就纳入了外国资本运行的轨道。形象地说，是依附在外国资本的“皮”上。②

但是，中国近代商业中的资本主义又的确是从这一部分商业中开始出现的。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和近代工业中的情况相同，原来依附洋行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有的在依附的同时，又独立发展自己的商业活动。这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转化。显然，这种转化，不能视为买办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应该被看作是商业中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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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3页。
② 这是借用杜恂诚同志的比喻。参阅《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还应该指出：帝国主义在造就中国城乡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的过程中，还有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一面。作为二传手，那些卷入外国资本运行轨道的中国商业资本，既有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传到中国广大小生产者身上的一面，也有把商品经济由通商口岸扩大到内地广大城乡的一面。尽管在这里应该分清主次，掌握分寸，但是它不能完全受到忽视，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由此可见，不作具体分析，把凡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和外国洋行发生联系的行业，一律视之为买办化的行业，把某一行业在对外贸易方面和外国洋行进行的活动，一律视之为买办性的活动，这不一定是完全恰当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正是由于中国近代商业中资本主义的最初形成是发生在和外国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并且纳入外国资本运行轨道的这一部商业之中，这就不能不给中国商业中的资本主义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概括地说：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它不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不是以中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相反，它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作为外国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而存在的。它从属于外国产业资本的需要，分润外国产业资本的剥削。这是只有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存在，决定了中国近代的商业资本，不能不具有先天的软弱性。这和正常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资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情形，既贯穿于商品经营资本的活动中，也贯穿于货币经营资本的活动中。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钱庄就是一个例子。五口通商以后，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它介入了口岸华洋商人交易中的资金调剂，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中的重要一环。它和资本主义金融企业的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在于它不是中国产业自身发展的结果。它也是不依附于本国的产业资本。而是通过对外国在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从属，间接从属于外国的产业资本。如果说，外国银行和洋行分食外国产业资本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利润，那么，中国的钱庄的利润，至少有一部分也是分食外国银行和洋行吞食这一剩余以后的残羹。它和中国近代的商业资本，具有同样的个性。

包括商业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主义，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欧风美雨侵袭的土壤之上。正由于此，中国资本主义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才会结出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苦涩的果实。近代中国的产业资本，始终得不到长足的发展，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却往往能获得畸形发展的机会。在辛亥革命之后，当第一个共和国出现之时，中国国土上的工业资本，几乎只有单纯经营商品的商业资本的l／7，甚至远远落后于单纯经营货币的钱业资本。①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特殊的土壤上长出的苦果中的一枚。

最后是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问题。农村经济，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保存着封建生产关系的主体。传统的估计是：在整个近代时期，中国农村人口中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地租剥削率占产量的50％乃至50％以上。这个估计，现在受到挑战。许多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夸大了实际的情况。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估算，认为地主富农占地不是70％至80％，而是50％至60％。有的学者对50％以上的地租剥削率，不能接受，认为这样地主手中就有大量可以投放市场的余粮，而这又和“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命题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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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核实材料，辨明道理，这种求实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旧中国没有遗留下多少可靠的普查材料，给今天的学者研究昨天的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方面，农业经济尤其突出。且不说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很大的悬殊，就是同一地区乃至同一乡村的调查，由于口径的不同，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拿地权分配来说，同一地区的地权分配，包括不在地主和不包括不在地主，相差可达20％乃至70％。把不在地主的土地计算在内，他们占地70％一80％，在许多地区又是可能存在的。①因此在核实材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提供坚实可靠的举证，这种努力是艰巨而有益的，它会赢得人们的欢迎和敬佩。

对待统计材料，应该有严谨的态度，同样，对待理论原则．也应该有慎重的态度。

对土地集中的程度作出实事求是的审定，是否就可以使得近代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制不存在了呢?显然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就拿立论者的那个理论为例加以分析吧。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封建经济不等于自然经济。从封建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考察，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从封建经济单位的生产和消费的整个运行过程来考察，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说是本质的联系。②这就是说，封建地主经济制和商品经济并不是不相容的，根本没有理由根据这种假定的不相容来否定地主经济制在中国的存在。执一以否定全盘，这种论证方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近代中国的地主经济制，这是客观的存在。某些局部发生了变化，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地方。研究的结果，只会使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趋向，有更深入的了解，只会使近代中国农业中封建生产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而决不会否定近代中国农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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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0--272页。
② 魏金玉：《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4页。


以上七个问题。都是属于宏观性质的大问题。这里面涉及的理论问题，有很多是带有根本性的。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每一个答案都应该写成一部专著。我这么匆忙地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不自量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份答卷若有一丝一毫之可取，那就是：我的每一个答案，都力图贯穿我心目中的中心线索。我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前后一贯。如果这一点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么，不管他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我都将引为精神上的莫大欣慰。

四

在这篇短文的最后，我想谈一点怎样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的意见。

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心线索的讨论，很早就已开始。就我个人而言，只是近两三年来，才得以亲身经历。从1986年起，我有幸与李时岳同志作了几次共同的探计，深受启发，因此也不断进行思考。我们之间的看法，的确有明显的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对李时岳同志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有极深的印象。在李时岳同志的一篇大作中①，有一句话是会令所有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感到钦佩的，那就是他所说的：“运用自己的头脑思索”。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但是偏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些名正言顺地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当中，反而往往不容易做到。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在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面前，容易养成一种不用自己的脑筋进行思索的习惯。这种惰性，以前较烈，现在也没有完全断根。远的且不论，就拿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不妨试举眼前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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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不言而喻，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和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以后，前进的中国人民力图摆脱半殖民地的锁链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经历了将近百年的艰难奋斗，一系列的痛苦经验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中国人民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中国的近代历史，注定了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而走回头路，那也只能是钻进一条死胡同。结果只能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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