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并非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从外部移植或嫁接到农村机体上的”①。所有这些，概括地说，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

至于中国资本主义存在的时代环境，根据我的认识：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环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以封建皇帝、军阀官僚集团为首的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城乡的继续统治，其后又是官僚资本主义、亦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概括地说，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后天失调。②
————————————————————
① 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80页。
② 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存在的时代环境，当然互有联系，但时间上有先后，有的同志把产生的历史条件当作存在的时代环境，并且认为是我的看法，这当然是误解。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不但有主线与主体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有发展前途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有历史的规定性。

其次，这条中心线索，还可以带动许多问题的重新研究，势必引起更广泛的辩论和思考。它会使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从而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形象地说，就是在这株葡萄串上，有比较悦目赏心的葡萄。

现在只就几个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焦点的问题，作为例示，略加解析。

第一是上面提到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问题。在那里，我们提出了一种论点，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意见，它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转化，有手工业一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三阶段的存在，不能一概而言中断论。

在五口通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以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的某些部门中，的确可以看到由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业转化的现象。但是，撇开量的问题不论，在这些转化中，人们同样可以看这样三种现象：首先。直接转化为大机器工厂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乃至原材料，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就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手工工场，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也由国外输入。在手工烛皂、卷烟、轧花、织布以及针织等行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形。有的行业(如织布)这种情形，还极为普遍。存在于手工工场的这种情形，与机器生产工具向工厂的引进，实际上具有同样的性质。其次，作为向现代工厂转化的另一种手工工场，是伴随着对外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沿海、内河航运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类手工工场，多半出现在出口加工和船舶修造之中。应该说，这里存在的转化，体现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间接影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没有关系。第三，当然还有一些转化，不属于上述两种类型。但不管哪一种，都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转化，几乎都是在大机器工业早已产生的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出现的。按照一位经济史学者的意见：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环节一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这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①把这三点总起来，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和正常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业三阶段进程，存在着不同的性质。正如另一位经济史学者所说：企图从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寻找近代工厂的雏形，那“是个对象错误的努力”②。

由于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所以在中国整个近代时期，尽管出现了大机器工业，尽管它有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却大面积地处于落后的状态，而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它又依然占有压倒的比重。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大机器工业已经达到它的高峰时，手工业的总产值，仍占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很多工业部门甚至达到90％以上，这在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弥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的确是这样“一片凄凉”的景象。

第二是外国在华资本的作用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是西方资本主义新生产力引进的结果，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承认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或者说，至少在前期以促进为主，后期才是以阻碍为主。许多学者还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所起的作用。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
————————————————
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② 费维恺：《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载《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巳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一个社会的变化，归根结底，由社会内部的因素所决定。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入侵，的确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但对被入侵的国家来说，这究竟是一个外加的面貌。英国之于印度，的确提供了一个改造的样本。大英帝国在印度不但引进了“开发着社会化的机器生产”，而且引进了革新印度城市面貌的公用事业，引进了使印度摆脱孤立闭塞的海陆运输，引进了加强信息传播的自由报刊，引进了培养人材的现代教育，甚至训练了印度的自卫军队，瓦解了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创立了印度迫切需要的土地私有制度。总之，的确是一场最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印度得到了什么?印度并没有得到自己的资本主义真正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新的经济力量并没有给印度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基础的更新。与此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进入日本，并没有能像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那一套最大的“社会革命”，然而， 日本人却较早地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在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本国社会中崛起的新的经济力量。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下面这句话的真理性：一个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①。中国人民，正如马克思所指的印度人民一样，是不能指望从西方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那只是一枚苦果。
——————————————————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至于说到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以后，阻碍作用就日益严重地显现出来。这个提法，也许是要突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造成的客观条件。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资本主义提供的条件和施加的压力，又是同步进行的。近代中国数得过来的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一一交通运输业中的轮船招商局、矿业中的开平煤矿和钢铁冶炼业中的汉冶萍公司都吃过外国资本的苦头。其中开平和汉冶萍的厄运固然发生在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初步发展以后，而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受到英美在华航业资本的排挤。洋商倾挤跌价，并力相敌，希图扼杀招商局于襁褓之中，“遂其垄断之心”，这是李鸿章亲口说的，人所共知。①o可见，即使就西方资本主义的客观作用而言，也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区分。这不是绝对化，而是要求理论上的一贯。

马克思是伟大的。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不是寄希望于大英帝国对印度社会的促进，而是寄希望于印度自己的复兴。他毫不犹豫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马克思当年的期待是遥远的未来。它在中国的今天，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我们今天总要比当年马克思看得更清楚些才是正道。
——————————
①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26页。


第三是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的意见是占多数的意见，一个似乎很有说服力的意见是：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那么，“移植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封建统治阶级有识之士的肩上”，“从而在封建主义密闭的殿堂中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近代工矿企业、近代电讯交通、近代科技教育，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根据这一看法，洋务派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无疑应该得到全面的肯定。

这种看法．应该说还没有找到理论和事实上的依据。实际的情况是：最先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人，首先是最早和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发生接触的通商口岸的商人，其中主要是洋行的买办。新近的研究证明，中国商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最初可以说是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开始出现的。在近代工业领域中，他们的企业活动，很多也早于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乃至军用企业。有些领域，他们没有插手，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是封建政权不准。军事工业、公共工程、铁路、矿山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最初都是民间插手不得。有的民间一直不得插手，有的虽得插手而放手不得。①事实上有些商人兴办并未明令禁止的企业，也是躲过封建政权的眼睛，才得以插手的。广东缫丝工厂最初之所以在农村中出现，躲过官府的干预，至少是一个原因。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得以出现的。由于相对新兴的商人而言，官府势力的强大，一些商人之插手资本主义，最初只有附股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而一些想脱离外国资本以发展自己的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又不得不从官府势力的庇护中寻找出路。这是官督商办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是官督商办之所以成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所赖以出现的形式的历史必然。
————————————
① 一直到清王朝覆灭的前一年，当商办铁路公司在各地风起云涌之时，清王朝还顽固坚持铁路为“国权”所有．民间铁路公司应为“官治公司”。


洋务派在这个历史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地比逆潮流而动的顽固派先进。在这一点上，说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是可以的。但是官督商办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之下，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效，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这是洋务运动的破产在兴办实业上的反映，也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又是符合事实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内部，并没有形成共同抗击旧制度的一致力量。这至少是一个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尺度。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既是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所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洋务派本身又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重要任务。这二者都是历史的必然。恰当地评价洋务派在这里的作用和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第四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学术界的看法，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一方承认官僚资本主义的提法，另一方则倾向于不提官僚资本主义．而提国家资本主义。相同的地方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提法，都适用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这一分歧，看上去像是纯粹名词之争，实际上包括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出现官僚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官僚资本主义的正式提出，本来就是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代名词。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既然如此，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初为什么不称国家资本主义而称官僚资本主义呢?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出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
————————————-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3页。


它除了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具有垄断性以外，还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是一个对外和帝国主义相结合、对内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大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是在国民党执政以后．确切一点说，是在它的后期、经济恶性膨胀的时刻形成的。国民党上台以后，政权的性质，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个政权，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封建政权。它既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时候，大、中、小资产阶级的分野，明显地表露了出来。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与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地步，最后发展成为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而在此以前，无论是洋务派官僚还是北洋军阀，他们的政

转贴于 大学生素质网 Http://Www.Uscc.Com.Cn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uscc.com.cn/Discourse/Demonstrate/Economics/China/200609/Discourse_2801.htm

[1] [2] [3] [4]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