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它对正确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都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就这个问题提出作者的一点初步看法，很不成熟，希望得到理论界的批评指正。

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个人认为，缩成一句话。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当前学术界的共识，没有分歧。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是什么?它贯穿着一个什么样的中心线索?则所见各有不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在这个问题上引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那就是首次提出：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到目前为止，这个论点的最完整的表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史，存在着两个发展的趋向，或者说反映这两种趋向的线索。“反映半殖民地化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半资本主义化[按即指半封建一一引者]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①。

这个中心线索的提法，是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的突破。但是这个提法本身，还不能认为是最完善的概括。它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统一体割裂开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变化对立起来，形成一个下沉一个上升的两个运动实体，因而没有能够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向。没有指出一个总的线索，也就是没有明确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中心主线。事实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既造成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又造成了中国的半封建化。近代中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既包括反对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也包括反对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但它并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开辟发展的道路。相反，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这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诸因素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内部的封建主义势力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最终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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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论，这个新的提法却有其值得充分肯定之处。它比起以前一般地以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传统观念，无疑地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不仅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对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新的审定；对观察问题的视野，有了新的定向。因为它第一次把规定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放在中国近代史主体构思的重要位置上。这样，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带有根本性的重新塑造。举例而言：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北京宫廷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然而，它的历史意义，现在却可以有不同的审定。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线索的角度看，这一次事件，很自然地被说成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勾结，外国反对太平天国的反革命活动从隐蔽的暗害变为公开的对抗。从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为中心线索的角度看，则它又包含着以“洋”代“夷”观念的转化，从而引导洋务事业的发轫，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冒头。它的后果是：封建的封闭体被打开了缺口，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辛酉政变如此，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亦莫不如此。新的审定和定向如何，暂且不论，但它是新的，这无可否认。

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这是一个符合本质的提法，至少，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内，这是一个富有指导意义的提法。但是，单纯地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又没有概括事物本质的全部。一个完全符合中国近代社会本质的提法，我以为，这个中心线索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我们的审视点，应该放在这样一个高度，即通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内在症结和它的历史走向。

不言而喻，在封建社会中新生的资本主义，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历史的进步，一般说，它应该只有发展的一面。但是，具体到近代的中国，我们就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原则，需要进一步联系中国的历史环境，联系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出分析和论证。

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地说，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亦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先天不足，指的是：它的产生，不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直接临盆；后天失调，指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未老先衰，指的是：它有所发展，但又不能顺利和充分地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才是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如果把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或者说，中心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的工矿企业如此，流通领域中的商业、金融，亦复如此。关于中国近代新式工矿企业的产生问题，我以前略有涉及。它不是或主要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和直接转化，这方面我以前作过一些阐述，这里不再重复。①同样，属于流通过程中的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企业，也蒙上深浅不同的时代烙印。整个说来，中国新式商业和金融企业的产生，都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不是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以中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旧式商业和金融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有一部分发生了一些变化，卷入了入侵中国的资本主义流通体系。通商口岸为数众多的钱庄，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它介入了外国洋行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即使如此，在整个19世纪，通商口岸的钱庄，也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的金融企业，它和资本主义金融企业的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还不是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结果，它还不是以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的。如果说，它的性质在起变化，那只是由于它与包括外国银行和洋行在内的外国资本的联系加深而引起。在这种条件支配之下，中国的钱庄虽然还谈不上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但却可以说，它最终不能不从属于外国的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它通过对外国在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从属，间接从属于外国的产业资本。如果说，外国银行和洋行分食外国产业资本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利润，那么中国的钱庄至少有一部分是分食外国银行和洋行吞食以后的残羹。同样，通商口岸的新式商业，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作为外国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而存在。它从属于外国产业资本的需要，分润外国产业资本的剥削。这些都是只有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欧风美雨侵袭的土壤之上，正是由于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处在外国资本主义风雨侵袭的条件下，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在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会结出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苦涩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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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由此可见，研究中国的近代经济，必须通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又必须通过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如果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探索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那么，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就是探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中心线索。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广角镜。也就是说，作为历史的中心线索，局限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本身是不够的，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在面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无准备状态上。

在现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中，谈到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有的直称为原始积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三方面的研究，为讨论正常的资本主义的产生所必需。但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直接地、简单地比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并不一定能够收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研究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而是说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不能从概念出发。①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足以分解封建经济结构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闯了进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新的生产力在内，直接引进中国。这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度中所不曾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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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历中研究》1984年第2期拙稿。


在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上，出现过使用人力、畜力乃至风力、水力作为动力来源的记载。但是，使用人工动力来源进行生产，这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西方技术的引进，这是引进封建的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的生产技术的引进，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决定性条件。

正由于此，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中国本身经济条件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就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引发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概括地说，就是点与面的不协调，形成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

从点上看，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最初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的现代工业，已经差不多有30年的历史。通商口岸的外国工厂，至少已有70多家。其中有后来称霸上海的大型造船工业一一样生和耶松两家造船厂，并且都已设立了5年以上。至于垄断华南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则已存在10年之久。这些船厂，不但制造了不少轮船和机器，而且引进了大量的造船设备和技术人员。①在交通运输等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活动，也属于领先的地位。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英国资本修建的上海吴淞铁路．航行长江的第一家轮船公司，是1862年成立，由美国资本经营的旗昌轮船公司，而首先开辟川江航运的轮船，是1898年属于英国资本立德洋行的利川号。至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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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经济研究》1965年第5、6两期拙稿．


天津南北两大通商口岸港口航道的疏通，则无一不在外国资本势力控制之下。甚至在农垦方面，使用机器的最初尝试，也出自外国势力的牵引，而耕作的试验，也只限于口岸。①所有这些活动，从技术的角度看，都是引进封建的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社会生产力。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都有刺激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一向受人忽视然而却发人深思的事实，那就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严重约束妇女生产力的发挥所进行的挑战一一宣传天足的活动，也是首先为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士所发起。它先于中国人在19世纪末所发起的不缠足活动，至少有20年之久。②妇女缠足的解放，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变革，也是历史上劳动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③

新的生产力的引进，不能不在中国产生反应。中国在亦步亦趋。如果说，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轮船，是在外国在华船厂制造第一艘轮船的20年以后，那么，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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