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四，光绪三十年壬寅。），为当地财政提供了新的财源。

　　这种不通过直接发展生产，而是企图利用乱铸钱钞、滥借公债等金融手段以消除当时所面临的财政经济危机的做法，势必带来严重恶果。因为货币只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数字符号，一旦直接用来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挽救财政危机服务，就会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当初改革货币管理体制，培育金融市场，并没有真正从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去探索、去规划，其主要意图是想借助金融手段把严重的财政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以达到挽救清王朝覆灭的政治目的。当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时，他们并非没有想到这种举措可能带来的后果，只是为了摆脱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采取这种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

　　其二，币制改革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在币制改革过程中，清政府力图通过铸发新币、限制旧币等手段，以达到革除积弊、建立新规的目的。但由于自身力量的虚弱，清政府币制改革的许多措施久拖未决，并没有得到及时贯彻执行。

　　仅以银元单位的确立为例。甲午战争前后，银两制度已远远不适应国内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需要。清政府成立天津国家造币总厂，仿铸外国七钱二分制银元，本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堵塞地方不法官吏营私舞弊的渠道。不料，这一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们的抵制。他们坚持铸造一两制银元，明显带有维护旧式银两制度的利益。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弃旧图新、铸造七钱二分制银元。然而，银元单位的确立问题却长期争论不休，致使清政府于1910年才正式确定七钱二分制银元为主币，一再丧失币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当时总的政治形势是中央政府日趋衰弱，地方各省已成割据之势，整个财经体制改革，包括币制改革在内已难进行。事实上，地方督抚并非真正反对中央度支部铸造七钱二分制银元，关键看铸币权掌握在谁手中，对谁有利。这说明，清政府如果不把地方铸币权收归中央，任意由各省自行铸造，滥铸滥发现象就无法制止，所谓"改革币制，统一财权"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其三，币制改革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尤其是没有将铸币权真正收归中央。铸币权乃国家重要经济权力，理应收归中央银行统一掌管。但清末币制改革却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当时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机构，除了中央政府所属大清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之外，还有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银行、北洋保商银行、殖边银行、奉天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清末该号发行银两票100万两）、 黑龙江广信公司（清末该公司约发行1亿吊）、 湖北官银钱局（宣统三年以前该局已发行钱票1700余串，银元票160余万元）、新疆迪化官钱局、 河南官银钱局（清末发行银票180余万两，银元票16万元，钱票11万串）、 贵州官钱票（清末发行银票50万两）、直隶省银行、热河官银号、山西官钱局、广东官银钱局、安徽裕皖官钱局等（注：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524页。）。 这表明清末币制改革并没有将铸币之权集中于中央之手。

　　面对铸币权分散的严重局势，户部于1904年奏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着手统一铸造银元、铜元。但为时已晚，各地铸币活动已成燎原之势。1909年，度支部又制定银钱票章程，不许地方官商银钱行号增发纸币，对于已发行的逐渐收回。次年又奏定兑换纸币则例，规定由户部银行所改组的大清银行筹备兑换准备金，并陆续将各省商号所发行纸币，每年收回二成，五年内全部收回。以上办法虽好，但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这一进程被迫中断。

　　此外，清政府也没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禁止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而是让其与本国货币一起流通。这种中外货币同时并用的局面不能不给当时币制改革增添新的困扰。

　　其四，币制改革缺乏必要的财力作后盾。众所周知，币制改革涉及内容广泛，费用支出较多。然而在当时，清政府的币制改革长期却是在险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进行的。据载，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的10余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不断恶化。1894年尚盈余75万两，1899年赤字为1292万两，1911年上升到1729万两（注：以上数据引自《光绪会计表》、《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六》、《清史稿·食货六·会计》。）。在入不敷出、财力匮乏的条件下，清政府要想筹集大量资金进行币制改革是极为困难的。

　　另外，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力图借用外资以推进币制改革。然而，西方列强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态度是以各自利益为转移的。从要求稳定通货，有利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来看，他们是支持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如1911年4月，美、英、法、 德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币制改革与振兴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英镑（注：《中外条约汇编》，575页；《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1册，49页；柳贻征著《中国文化史》下册，523页。）。但是，对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 西方列强是不会真正拿出1000万镑作冒险的，实际上只借了40万镑作诱饵。辛亥革命爆发后，借款全部停付（这40万镑的借款也在民国2 年袁世凯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内扣还）。这表明清政府并没有引进币制改革所需外资，仅靠自己微薄财力支撑，连维持自我生存都十分困难，就更谈不上要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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