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角半、一角四种，另以镍币五分、铜币二分、一分五、一分四种为辅币（注：《度支部奏为厘定兑换纸币则例缮单》，《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台湾文海出版社，25页。）。至此，七钱二分制银元初定为国币，若干年来的银元单位问题的争论暂告一段落。

　　（二）用铜元取代制钱。1900年，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解决钱荒问题，首先模仿香港铜仙式样，用铜、铅、锡三种金属铸成铜元。每枚铜元重二钱，百枚铜元可抵银元一枚。因式样美观，花纹精美，深受社会各界好评。广东试铸铜元获得成功后，其他一些省份见有利可图，便纷纷购机仿铸。有的省份还从日本购买铜饼，一经印花即可使用。对此，清政府曾下令"铜饼一律严禁入口"（注：《大清新法令·第六类财政货币》；另见《光绪朝东华录》（四），5368页、5436页。）。同时又指出：所有铸造钱币事宜均为国家独有之权，地方不得专擅；对于私铸钱币者，各地督抚应"随时严密查防，实力缉拿，从严惩办"（注：《大清新法令·第六类财政货币》；另见《光绪朝东华录》（四），5368页、5436页。）。

　　1904年，为了统一铸币权，杜绝滥铸之风，清政府决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次年又向该厂拨款400万两，专门铸造银元、铜元。 同时又规定：（1）各省现有之厂，不得沿用旧名， 应统名为户部造币分厂，冠以某省字样，以示区别；（2）各省现有之厂使用的旧式币模，"应一律即行停废，拟令各省局于未经颁到祖模之先，一律暂行停铸"；（3）各省应将历年所铸铜元数目，"查明自开铸起共铸出若干， 现积若干，民间需用数目若干，并已经行销州县若干处，其购定物料铜斤未经铸造者尚存若干，限三个月内先行据实报知财政处、户部"；（4 ）各省应关闭那些尚未开始经营的铸币厂（注：《光绪朝东华录》（四），5436页。）。

　　1906年，度支部又根据清理财政处的建议，制定了《整顿圜法章程》。其中规定：禁止大宗贩运钱币；限制各省铸造数目；购买铸币用铜必先报部；铜元与制钱在各省通用时，不得轻此薄彼，违者论处，等等。1909年又规定：拥有造币之权的厂家，只有度支部所辖的天津造币总厂，武汉、成都、昆明、广州四处分厂，其他各地铸币厂应一律停铸。1910年再次重申：银元、铜元的铸造大权统由中央掌管；七钱二分制银元定为主币，经批准生产的铜元定为辅币，未经批准的铜元应停止铸造（注：《度支部谨奏为铸造国币应一事权拟将销所设银铜各厂分别撤留所留之厂统归总厂管理折》，《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41页。）。

　　（三）限制纸币发行。甲午战后，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也和银两、制钱一样，处于相当紊乱的程度。当时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大致有两种：一是由政府发行并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二是由各省官银钱局以及私人钱庄票号发行的银钱票。前者是从货币的流通职能产生的，后者是从货币的支付手段产生的。其中尤以后者所发行的银钱票存在的问题最多。

　　1908年11月，为了对纸币发行进行清理整顿，度支部一方面令大清银行统一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颁行全国。其中银两票为：1两、5两、10两、50两、100两五种；银元票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另一方面又对各省官银钱局以及私人钱庄票号所发行的银钱票做了限制性规定：该部有权对各省官银钱局所发行纸币随时核查；各省所设新旧局厂应"将开设年月及资本实数，现在发出纸币若干，预备金若干，经理协理何人，限六个月逐一详细列表送部"。

　　1909年，度支部制定了《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对各省纸币的发行限额及兑换准备金等作了特别规定："凡准发此项纸票各行号，自宣统二年起，每年须收回票数二成，限以五年全数收尽"（注：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四，考七七四四。），以消除滥发纸币的混乱现象。

　　1910年6月，度支部正式颁布《厘定兑换纸币则例》， 其中规定：（1）现将此项纸币一切兑换发行之事，统归大清银行管理。 无论何项官商行号，概不准擅自发行，必使纸票于纷纷发出之时，而收中央集权之效；（2）在平时，自应以准备数目为发行数目，一遇银根吃紧， 需要较多，即由银行体察市情，酌量增发，必使银行任接济市面之责，而仍不准有任意滥发之弊；（3）现拟于现款准备以外， 请于纸币发行之次年起，视银行所得余利，按年征收若干，并以税率分三年递进，必使银行于税额增长之时，而仍不觉义务负担之重（注：《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2册，135页。）。随后不久，度支部又再次奏请限制官商行号发行纸币："再查通用银钱票流通市面，殊于币制有碍。上年臣部奏定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严定限制，原预为推行币制之地，应与此类纸币则例一体遵守。其业经发行各行号，应即照章按年收回。未经发行各行号及以后新设行号，即不准再为发行。"（注：《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2册，145页。）

　　（四）建立近代银行制度。银行是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产物，是专门从事金融管理的机构。但是由于诸种因素制约，中国迟至甲午战后才产生具有近代意义的银行。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8月， 户部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1907年清政府又组建了中国交通银行。与此同时，各省也出现了许多官银钱号， 有的还直接上升为地方银行。 到1911年底，中国已有银行12家，即通商银行、浙江省银行、广西省银行、直隶省银行、殖边银行、福建省银行等（注：杨端六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378页。）。

　　在清理财政、统一币制的进程中，清政府赋予大清银行统管中央及地方国库的职权。1910年资政院会同度支部制定了"统一国库章程"，进一步提出由大清银行统一经理中央及地方国库。其要点是：（1 ）国库分为总库、分库、支库三种，总库设于京师，分库设于各省，支库设于府州；（2）中央国库由度支大臣统率，其出纳则由大清银行掌管，地方国库，即省库及府州县库，分别由当地银行或官银钱局负责； （3）政府收支的各种款项，均须汇于各级国库，以便统一收支、管理（注：周伯棣著《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34页。 ）。至此，大清银行无论在经营规模上，还是经营内容上，都成为晚清最大的一家国家银行，具有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作用。

　　为了加强对各地银行及官银钱局的管理，清政府又相继制定了《银行通行则例》、《储蓄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银行注册章程》等一系列金融法规。其中《银行通行则例》共分15条和附则3条，主要是关于银行经营的业务范围以及所须遵守的一些条规。如规定银行经营范围：各种期票汇票之贴现、短期拆息、经理存款、放出款项、买卖生金生银、兑换银钱、代收公司、银行、商家所发票据以及发行各种期票、汇票和市面通用银钱票等。所有银行必须将预定资本额、保结殷实商号、行号招牌、开办地址等等，呈报有关部门，在度支部注册后，方可营业（注：《银行通行则例》，《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73-79页。）。《储蓄银行则例》共13条，主要是关于创办储蓄银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如规定创办储蓄银行必须资本在5万两以上， 存款种类应分定、活两种，定期存款又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和整存整取三种。理事人等对行中一切债务"均负无限责任"；每年结帐时，应将相当于存款总额1／4的现银、国债票、公债票和可靠的公司股票就近存入大清银行和其他殷实银行，作为这些存款的一部分担保等等（注：《币制则例》，《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9-10页。）。《殖业银行则例》共34条，主要是关于开办殖业银行应遵守的一些条规。如规定殖业银行应"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放款于工业、农业为宗旨"，资本必须在20万两以上，其股票不得转卖或抵押给外国人或外国公司，且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设立公行或代理店，其详细章程等均须呈报度支部核准（注：《造币章程》，《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11-20页。）。《银行注册章程》共8条，规定所有银行，无论是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 均应呈报度支部注册，并缴纳注册执照费，并由度支部核发注册执照后，方可开办（注：《银行通行则例》，《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73-79页。）。
　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晚清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币制改革措施具有两点进步意义。

　　一是用新式银元、铜元取代银两、制钱，是对传统币制的一大革新。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币制改革，但改去改来都没有跳出传统怪圈，即金属币多在重量、成色上做文章，并没有解决形状不统一的问题。甲午战后，清政府用较为固定的银元、铜元取代银锭、碎银、制钱、通宝等不规范货币；同时又建立大清户部银行，发行新纸币，限制旧纸币。这些措施的制订和实施，有利于用政策法规来规范晚清货币的发行、流通、管理。

　　二是币制相对统一，有利于政府税收和民间商贸活动的开展。如前所述，从清初到清末200多年间， 国内市场上所使用的通货--银两和制钱因形状、重量、成色不一，不仅直接减少了政府税收，而且给农民交粮纳税、商人结算转帐带来诸多不便。甲午战后，清政府采用新式货币--银元和铜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税收和民间商贸的开展，有利于堵塞不法官吏的营私舞弊行为。

　　在充分肯定清政府币制改革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有些措施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执行，有些还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据载："各省官银钱号……发行银元、银两、铜元或制钱钞票，未经中央法令明定，其单位纷杂不一，视各省之需要而异，极鱼龙蔓延之观。准备金之有无，以及成数之若干，亦复各自为制，故票之兑现与否，亦不一致。信用之良否，市价之高下，亦复互异。"（注：《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1册，70页。）

　　纸币滥发现象尤为突出。奉天省的官钱局于1905 年发行银元票580余万元，银两票35000余两，铜钱票5300余串， 以后逐年发行数量更大。吉林省官钱局所发官贴（即纸币），"逐年增发，漫无限制，底货日空，遂成不换纸币"（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辑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辑，下册，997-998页。）。 宣统元年该局发行的制钱票达7800余万串，同时还发行了大量银元票。黑龙江广信公司自1904-1909年间发行的钱票达1000多万串（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辑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 辑，下册，1023页。）。其他省份在此期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滥发纸币的情况。这些纸币的发行既无限额，又无一定准备金，其结果因供过于求，充斥市场，时常发生挤兑，甚至因发行机构倒闭而变成废纸。

　　那么，一个带有进步意义的币制改革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混乱的结局呢？

　　其一，币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存在严重失误。如前所述，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所存在的混乱局面。这一构想自然是不错的。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货币金融理论指导，清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官员均把建银行、改币制，作为挽救财政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1895年2月，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行钞并设银行折："方今事势急迫，厝火积薪，势难终日。此时仓猝聚亿万之财收亿万之利，舍钞法外别无良图；欲行钞法，舍银行无以取信。"（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辑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 辑，下册，1032-1033页。）1896年11月，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在奏请开办银行的奏折中说："银行仿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近来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注：杨端六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370页。）

　　在开银行、发票钞的思想指导下，自广东开铸当十铜元之后，其他省份也纷纷购机仿铸。"举凡一切新政之无款，举行者皆指此余利为款，即练兵处摊提兵饷，亦竟指此为大宗"（注：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一，卷二十二，考七七二一。）。1902年张之洞采纳幕僚的提议，改铸面值为"当十制钱"的铜元。因当时十文制钱重量为一钱，而一枚当十文的铜元仅重二钱余。改铸的结果，"以二钱之本而得八钱之利"（注：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因获利较大，湖北铜元局昼夜加班加点赶铸尚嫌产量不高，省政府遂令银元局、兵工厂等单位协助鼓铸，以致有时日产量达400万枚， 出数之多"为省（铸币）厂冠"（注：《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2册，234页。）。这样一来，湖北省政府通过毫无计划的铜元铸造活动，"前后数年，获余利一千四百万银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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