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对于这场争论中的 “以农立国”观点，已有的经济思想史或现代史研究者大都作出了否定性结论。本文认为，作为当时社会经济出现重大转折的产物，以农立国思想具有特定的理论价值。首先，它所揭示的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对此后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以农立国思想所强调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第三，在更深广的层面，以农立国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深化我们的伦理经济观念，并非没有启迪。

关键词：以农立国 理论价值 现代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一争论持续到40年代中期，其间出现过不同观点交锋的高潮和相对的沉寂。对于这场争论，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已进行过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对当时的“以农立国”主张作出了否定性结论。如罗荣渠说：“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是站在以农立国的一边。……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问题的一种内在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为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①李向民认为：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将理想的农业社会与西方充满弊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比，以人为本，乃有弃工归农之说。……只是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因而要逃奔到上古的大同之世去。”②虽然30年代末的以农立国主张已不再排斥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建设，但“在当时仍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其理论注定是要失败的”③。对此，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若干一己之见。

一

以农立国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与大战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1903?1906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厂矿为21.1家，1913-1915年增至41.3家，1916?1918年最高达124.6家。1920年同1913年比较，厂矿数从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加到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3%。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④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在欧美，1925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经济高涨，然而，“这次高涨既不是全面的、不间断的，也不是范围很广的。尤有甚者，它包含着紧张情势日益加剧的迹象：初级产品的大量积存；证券价格的惊人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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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②③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239?240页。
④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还有金融和政治方面困难的加剧。” ①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扩展，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都在不景气中度过。在这十年里，英国的失业现象严重，在1926年总罢工以前，特别是在其后的几年里，情况都是如此。” ② “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经历了相对萧条。随着政府和金融当局为了提高日元价值而紧缩信贷，日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只达到以前十年和此后十年的一半。” ③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农村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屏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无庸讳言，在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中，人们确实读到了对工业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怀念，但是还应注意到，在其他人的论述中，以农立国的必要性得到了经济理论上的论证。如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④一文中从两方面作了分析：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在他看来“工业国取农业国之原料，加以人工，还售原主，于中取利。购入食品，尚得赢余。然观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前者实不啻后者之寄生物。……往时食主不患不足，寄生者得以自肥。今也不然，农业国之原料与食品，已不敷分配。工业国之制造力，殆足供给再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此观于各国歇闭之工厂，失业之工人，及各工厂不能充分使用其力量之事实并列国竞争市场之激烈状况可以确信。”“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农国过多尚于世无尤。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值得指出，董时进曾留学美国，具备现代农业经济学理论素养，他在30年代初写成《农业经济学》一书，以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为参照，对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因此，他对以农立国主张的赞同，决不是简单地在发思古之幽情。

董时进的文章不仅拓宽了考察农业经济重要性的视野，而且开启了人们认识农业和工业互相关系的新思路。如龚张斧在《农化蠡测》⑤一文中指出：“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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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8、49页。
④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⑤载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


陈宰均在《工化与农化》①一文则表示：以往的立国问题讨论“大都泛言学理。未切国情”，对中国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生计不解决。吾国终难望跻兴盛之域”。怎样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陈宰均主张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和开垦边疆荒地来扩大农民的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工业化。在他看来，只有农业的发展，“人类幸福。未可全求。是故欲图利用剩余之农产。提高人民之生活。则又非工化不为功。然就他方面言之。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从表面上看，陈宰均的观点具有中庸调和的特点，实际上这却是20年代立国问题讨论的一个深化，它不同于其他论者颇有形而上色彩的思辩方式，把问题的讨论由“应该怎样做”逐步转向“可以怎样做”和“具体怎样做”。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最初是由以农立国派提出来的，它没有在第一阶段的争论中得到理论上的解答。
二

如果说20年代的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提出了怎样在工业化时代看待农业的命题，那么到了30年代，他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解决好农业问题是必要的前提。
例如，曾留学日本的经济学教授漆琪生主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农业，他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②一文中表示：固持中国国民经济始终须以农业为本位而否定工业化重要性的主张，是违反经济发展历史法则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机械的理论，与醉心于欧化的学说，静心深入，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则可明悉此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他否认以农业为重心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复古的道路，并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2、“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3、“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商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4、“农业建设，农村复兴，比较工业化容易而可能”；5、由于经济结构和国际形势等原因，“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前途，比较工业化，希望为多”；6、“改良农作，可以增进中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调整入超的关系”；7、“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8、“农村经济如不使之积极恢复，农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则一切经济建设固然是都谈不到，而且政治设施，社会安定，皆将成为重大的问题”。姚溥荪也提出相似的见解，他说：“我们极力反对开倒车，同时我们亦须顾虑到环境”，“中国终久是有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的必要”，但在当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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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② 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复兴农村“似为治本之要图”，它“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 ①。
复兴农村也就是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这种任务的提出在客观上为一种新的理论认识廓清了思路，即把农业的现代化也包括进广义的工业化范畴。因此，在30年代参与论战的文章中，农业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逐渐成为共识。如郑林庄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②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步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因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吴觉农认为：“中国的农业应该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工业化，科学化，组织化，集团化” ③。王子建在《农业与工业》④一文中写道：“我们认为这‘工业化’三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如此，都市发达，农村人口减少；但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田地非特不致荒废而且生产可望增加。这才是工业化的真意义。”吴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⑤一文中说：工业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再进一步言，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企业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方法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虽然提出上述见解的并不是以农立国派，而是当时的第三种道路派和以工立国派，但这些观点的产生显然与以农立国派对农业经济意义的分析和强调有着内在的相关性。

30年代末，杨开道坚持主张以农立国，但其农业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他看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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