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从商品和资本两个方面来探讨清末以来的华北地区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历史经验。

若完全按题目所限定的研究范围来看，这方面国内外尚未发现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与本文研究领域颇有关涉，如美国学者马若孟（RamanMyers）、黄宗智（PhilipHuang）和中国学者从翰香及其合作者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上述研究中，黄宗智与马若孟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马若孟主要以满铁的调查资料和卜凯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河北、山东农村经济状况作了考察。他认为华北土地分配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农民能够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调整作物生产如种植效益高的作物，以及抓住非农雇佣机会，抓住对外贸易扩展绐农村手工业所带来的发展机会；没有证据说明商人和高利贷者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他认为农民生活水平并未下降，相反有改善的可能。[1] 从翰香新近出版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一书倾向于认为华北农村经济在本世纪前半期有很大发展，但除镇集外，无专章论述农村市场。黄宗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后发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及《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并均有中文版本。黄宗智得出的著名结论是：商品化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是非趋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即“过密型商品化”，实即“没有发展”。在论到华北农村时，他认定华北经营式农场也“未能导致农场生产力发生质的改变，则说明了农业经济的停滞”,黄的著作实际上很多与农村市场问题有关，但他并没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只在农民的生产方式上，主要方法似乎是“解剖麻雀”，仅仅根据满铁几十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和他自己对几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就对近代中国农村几百年的历史下结论，这是否也算是黄宗智自己所批评的那样太过“模式化”的研究呢?

上述各位学者的论著都是对农村作综合研究，重生产轻市场，特别是没有对农村商品和资金在某一特定农村市场和整个大经济区域内(如整个华北)的进出流动作出定量分析，而这对判断商品化程度和市场发展是最重要的根据。有的学者，虽不研究华北农村，但却是专门研究国内市场的，并对农村商品流通作出了定量分析，因而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关系很大，这方面主要是指吴承明先生的研究。吴承明在其所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认为，“1936年埠际流通则连机制面粉不过26亿斤，加上铁路、木帆船运输也不会太多”，[2] 所据为40个埠的贸易统计（只限轮船运输）；并进一步估计，中国粮食商品率在1920年为22％，在30年代不超过30％，因而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仍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既如此，农村市场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了；对地方农村小市场，吴承明认为，只是“余缺调剂”、“品种调剂”，具有对“自然经济补充的性质”；不过吴承明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笔者认为黄宗智和吴承明都对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吴承明是针对全国，当然包括华北)，本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详加讨论。

一、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农村市场”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商品交易量有多大，即市场容量；同时也是指农村商品交易的场所，如下文将要研究的农村集镇即是这种交易场所——农村商品市场(当然包括要素市场)的载体。

(一)长距离贸易

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既有长距离贸易，也有近距离贸易，都是相对而言。是不是非得内地货运到沿海或北方运到南方才算是长距离呢?我想没必要作出这种苛求。长距离与短距离只是个相对概念。本文的计算只要农产品运出县境即算作长距离贸易。在后文研究中将说明这种划分的根据。运出县境的粮食必然包括进入出口贸易和进入国内土产贸易两部分。

华北的粮食商品首推小麦。小麦是著名的所谓“粜精籴粗”的粮食作物，因其为北方粮食中之上品，价格常较其它粮食高，所以华北农民常将其抛于市场，以便换取货币，并以玉米，小米，高梁等作为替代食物，因此小麦为一典型商品作物。小麦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作物如花生等，为华北平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极大，种植面积很广。据1935年统计，山西小麦栽培面积在该省农作物中为最大，总计15，537，516亩；1935年产量力13，937，184担，约占该年全省粮食总产量55，337，649担的25．2％[3] 。又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1931--1937年间河北与山东的小麦平均年产量分别为3，651，900，000市斤和7，170，500，000市斤，在各该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中均占第1位，小麦占河北省粮食总产量的23％，占山东总产量的32％[4] 。因此小麦作为大宗商品粮投放于市场对华北农产品的商品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山西实业志统计，93个产麦县份中，有外销者(运销县外的)37县，总数2，163，723担，其中输出省外者约500,000担。也就是说约占总产量15.5％的小麦进入长距离贸易。河北省小麦的外销量尚未查到全面的数字，不过下述24县情况已足以说明河北小麦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大部分情况。从表1看，获鹿县产量既丰，县外销量也最大；超过产量的50％。另外还有平山，文安、满城等县外销量都超过了产量的35％，北宁路和热河等地也还有少量小麦运出。山东小麦产量为华北之冠，外销量也最大。据《中国实业志》(山东)统计，山东小麦常年产量为48，928，224市担，1933年产量为51，934，715市担，外销量为11，923，373市担，计占产量的24.4％o山东108县，小麦有外销者达60余县。输出占产量比率最高者为章邱县，达80％，年销88万余担。外销占产量比率超过40％的多达18个县，年外销绝对量在·30万担和30万担以上的即达12个县。

总计晋冀鲁三省运销县外的小麦总量达l，700多万担，约近10亿斤。前文讲过，小麦运销县境外之后即进入长距离贸易。为何说小麦运销县境外即进入长距离贸易?只要看看这些运销县外的小麦的走向，即可证实这个结论。首先，山东的小麦主要向五大市场集中，鲁北小麦多输向天津，最后进人天津的六大粉厂；鲁南一带多输向徐州，最后有相当部分进八上海；鲁西、鲁中多集中于济南，最后被济南面粉厂吸收；胶济沿线及鲁东多集中于青岛，鲁东北则聚于烟台。总计济南有面粉厂7家，青岛有3家，烟台有1家，泰安1家，济宁1家，1933年共吸收山东小麦4，682，733担[5] 。另外河北小麦多经水运而达于天津，天津6家面粉厂每年可吸收中国小麦350万扭一400万担。平汉铁路沿线的面粉厂，如保定和新乡等粉厂，每年可吸收200多万担山西和河北的小麦[6] 。总计冀鲁面粉厂共可吸收华北三省小麦约近1，100余万担。其余600多万担走向三途：一部分如前述进入上海；一部分进入山西的小型面粉厂和晋、冀、鲁三省的机磨坊、土磨坊以及酿造业等；另一部分进入各该省不产麦的地方及绥远等。上述数据表明小麦进入长距离贸易的数量是很大的。如果再加上小麦产量与山东同为中国之冠的河南省小麦的外销量，很明显仅小麦一项商品的长距离贸易量就已超过吴承明据1936年40个埠的数据所统计的国内土产贸易中的粮食商品量的26亿斤。更不要说大宗稻米的长途贩运以及花生、大豆等等了。须知绝大部分小麦的贩运是不用轮船的。资料来源：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29年度)》：“河北省大宗出产商品分县一览表”

20世纪初以来，华北棉花生产商品化步伐较快，棉花市场迅速扩大。晋、冀、鲁三省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呈大幅度增长的态势。

表1河北24县小麦产量及运销县外数量统计 单位：石

县名|产量|外销量|县名|产量|外销量
定兴|60,000|15,000|深县|825,000|25,000
满城|30,000|25,000|武邑|369,000|12,000
容城|51,000|1,000|任县|25,000|5,000
河间|3,000，000|500,000|广宗|2,590,000|70,000
大城|927,000|21,000|衡水|421,000|21,000
文安|1,800,000|800,000|冀县|90,000|30,000
新镇|55,000|5,000|新河|105,000|5,000
获鹿|2,150,000|1,300,000|柏乡|742,000|42,000
平山|80,000|30,000|高邑|117,000|17,000
深泽|45,200|8,000|南乐|36,000|18,000
平乡|26,000|6,000|磁县|206,000|6,000
总计
产量: 13,750,200
外销量: 2,968,000
外销占产量比例: 21.6%

据河北1929年度工商统计资料，宝坻．滦县、东光等58个县共运销县外棉花达183，425，698斤，合183万余担。如同小麦一样，这些棉花销于县外，即意味着进入长距离贸易。这同样可从其贸易方向上得到证明，其中销于当地及附近县者不到7，500担，即还不到总外销量的0.5％。各县外销的棉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天津市场。据日本学者研究，1925年进入天津市场的河北棉花达1，041，627担，价值达37，947，839元。1929年可能比1925年多些，那么扣除进入天津市场的数字，剩余数姑且箅作70万担左右，一般估计可能被河北当地的纱厂吸纳一部分，如保定、宝坻、滦县、石家庄以及河南安阳广益纱厂等，其余几十万担主要被各县用于手工纺纱、网制棉胎等。按以上产量，销量计算，河北1929年棉花长距离贸易量已占产量的68．6％。所以棉花的商品率是农产品中最高的一种。据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农业处关于华北农村棉花生产的调查，棉花商品率达90％，须知这已是在多年的战争之后，可证二三十年代有关棉花商品率的统计是有充分根据的。

山东棉花30年代初的最高年产量为217万担，此数远过许道夫所辑数据。按吴知调查，山东棉花绝大部分供本省纱厂使用，小部分输出津沪等地及国外，与天津主要为出口不同。青岛有纱厂9家（华商仅1家，其余均日商），年均用棉130万担；济南3家纱厂1935年用棉160，468担；另外济南棉花年均南运上海、郑州等地约15万担一20万担；北运天津10万担；从青岛转口他埠及国外，每年5万担。[7] 总计进入长距离贸易的鲁棉约有180万担。此数比山东实业
志的统计为高。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非但不是如传统论者所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破产，相反有了蓬勃发展。揭开历史的真相，人们会惊异地发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媲美。

山东潍县与河北高阳、宝坻并称三大土布中心，闻名中外。潍县土布确曾因洋布输入而被淘汰过，但自购入新式铁轮机传习织造方法，出品精良，销路大开。至30年代，全县皆营此业，布机达5万架，专营手工织布者达10万人。潍县土布品质细美，与工厂出品的机织布质量相近。1934年产布10，800，000匹，占全省产量的62．95％。该年全省产土布达17，153，999匹，价值98，521，743元。潍县土布几乎全部外销，畅销河南等十几省。除潍县外，山东土布主要产地尚有昌邑(年产100万匹)等多县[8] ，全省外销量至少占产量70％一80％以上是没有疑问的。高阳土布生产情况与潍县类似，年产量最高时达550万匹；宝坻织布区最高年产量也达480万匹。高阳、宝坻土布运销至西北、长城口外及长江流域。现根据1929年度河北工商统计对进入长距离贸易的河北土布作一个总计：1929年香河、宝坻、高阳、定县、清苑、完县、平山、任邱、新乐、玉田、唐县等63县共输出土布18，596，259匹。上列各县年输出量均在50万匹以上。若每匹布平均以6．5元计算，则所输出土布总值约达1．1亿元。同年这63个县共产土布24，159，419匹，则河北土布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外销率达77％。若与工厂机织布相比较可清楚地看出土布的地位，山东有现代形式纺织工厂257家，而产布仅450，717匹，价值1，839，271元。大概产值仅相当土布的2％。

笔者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几乎从未被经济史家所注意的农民手工产品，那就是山西的手工产煤。关于山西煤的产量有三个统计数字。山西实业志记载，1934年山西有采煤企业1，425家，年产量302万吨。但该志称：“尚有散处各地之小煤窑，时开时歇无法调查者，为数当属不少。” 而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统计处披露的数字表明，1933年全省采煤企业为1，954家，显见山西实业志的统计可能有遗漏。因此作者暂以《山西年鉴》(1933)为依据。据该年鉴统计，山西有采煤企业共1,560家，年产煤4,127,305吨；其中机器采煤业仅66家，年产煤1,258,605吨，则各县土窑的产量为2，868，700吨；全省外销煤为3，840，892吨，即使机器采煤的产量全部外销，各县1，494家小煤窑所产煤的外销量也达2，582，287吨，占其土窑总产量的90％，而土窑产煤量占全省总产量的扔．5％；近1，500家小煤窑平均每家工人不过10人左右，但就是这样的小煤窑却创造了两倍于机器采煤业的产量和销售量。全省煤矿工人27，000余人，仅平定、大同、太原三家大企业就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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