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历史上中国国情基本特点之一,是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基础，农民是人口的主要部分。之二是长期以来至少是明清以来，农业文明是在人口与资源（以土地为代表）比例十分紧张的状态下发展变化的。人口多而可耕地少，是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要区别。这个国情特点在今天依然存在。尽管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大于农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仍是人口的主体；而且人口增长与其他自然资源的失衡更趋严重，几乎到了危机的边缘。但当前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所走的途径，又以提高资本能源等资源消耗以替代人力为方向。这就导致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取向，产生出与我国生产要素特征及基本国情相矛盾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有否缓解它的办法？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看来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以小农家庭为社会经济细胞。小农经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成功适应当时严峻社会生态环境压力的经济行为准则，使中国的传统封建社会长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大放异彩。小农经济下形成的经济规律的某些特征能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看法截然不同。一些学者曾一再疾呼重视中国传统的积极因素；[1] 然视传统经济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之观念，似仍为大多数人包括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笔者认为，重视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的发挥，运用世界先进的而又适于中国国情的一些作法对其改造，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可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唯一选择。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学识有限，不能全面讨论，这里不揣愚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以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围绕传统小农经济行为、国情和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三个方面试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小农经济[2]

1 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谈起。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衫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前些年先后推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两部力作以及若干论文，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笔者认为，黄氏的重要建树在于，经过实证性研究，鲜明地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高度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它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得出的规律，也不同于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结论。

黄氏注意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之处是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论证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小农经济并不会随着商品化的发展而发生质的变化，像西方国家那样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尽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经历了明清两代500年的发展，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所谓小农家庭的自然分工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因商品化和农村生产的家庭化变得更为完备。[3] 黄氏认为，“简单地把英国古典经验抽象而来的模式套用到中国的经历是不适当的。”[4] 从而对长期以来被许多人奉为教条的“规范认识”提出了尖锐挑战。黄氏的以上见解，至少对我个人启发极大。

黄宗智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呈现特殊性，是与中国小农经济采用的以过度密集劳动投入来获取生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的，由此伸引出了“过密化”生产这一核心概念。对此他解释说：“我们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经济变迁，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过密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增。”[5]

黄氏认为,过密化是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和其他生产要素过少造成的,“小农经济过密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人口与可得资源间的平衡关系。相对于资源的人口密集的压力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极端过密化的发生。”[6] 他认为，因大量投入过剩劳力导致的过密化生产，虽然可使生产总量得到一定增长，但它却阻碍了生产工艺的资本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过密化生产是阻碍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根本原因。这是黄氏过密化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所在。

中国传统农业是否是一种“过密化生产”，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因劳动力过剩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理论亦非始于黄氏。早在1960年代，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曾以危地马拉、印度的实证资料对该理论进行了批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黄氏此说至少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除战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氏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去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

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在寻求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可称为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不是去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指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出现在的以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以换取总产值微小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高资本、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但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否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只有采取具有过密化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的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过密化式”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

2 民生是中国经济第一问题

人民大众的生存—民生问题，是中国经济从传统直至近代、现代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最重要的内因。受生存环境和谋生手段的制约，民众的求生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也是全人类发生过或仍然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各国生态环境的差异，民生问题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制约度是不等同的。在发达国家，生存是经济的首要任务早已过去。而在中国古代至近代，民生问题之所以特殊重要，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更快，19世纪以后，人口增长已突破4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过渡中，如此众多人口所形成的生存压力，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前发生的人口剧减恰成反比。这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有重大影响。

第二，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面积的扩大是有限的。尤其是在高度开发地区，如长江三角洲江苏等地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后期，耕地面积反而下降了。人均地亩则下降更甚，从18世纪中期的约5.55亩下降至20世纪中期的约2.17亩。[7] 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基础，土地面积基本不变，人口大量增加，农业技术的提高也较缓慢的社会中，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生存问题。珀金斯认为，到了19世纪，来自扩大耕地面积而引起的产量增加在总产量中的比例急剧减少。要是没有太平天国的造反，那么来自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上涨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农业所能提供的足够粮食的能力。[8] 这个论点尽管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反映中国因人口过多而形成严重的生存压力，还是合于实际的。直至当代，中国的农业在全球7%的耕地上养活了約22%世界人口，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70%，但必须供养多于美国3~4倍的人口。[9] 这个基本国情，又不能不对其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合理，加剧了生产要素结构的失衡。如：对土地改革前的苏南农村调查表明，占总户数2.33%、总人口3.02%的地主阶级,占有耕地36.19%(包括公地);而占总户54.50%、总人口50.59%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19.44 %。[10] 无疑，地权不均大大加剧了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的程度。缺少土地的农民必须租用地主土地才能生存，但高额地租，又夺去了他们不多收入中的很大份额。据上述调查，一般情况下，苏南的地租率高达正产量的50%。此外，苛重的赋税、高利贷等等，都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构成了严重危胁。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严重失调、生产关系中的种种问题，都造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后果：中国老百姓求生存的艰难。

第四 ，中国是一个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内部资源来解决民生问题的国家。它虽然有漫长海岸线，又与诸多国家接圵，但东南有波涛汹涌的大海阻隔，西北有大漠高山的重重障碍。中国在历史上，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不大。至近代，虽然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外货严重入超。更重要的是，受换汇能力、国际市场和交通运输的制约，中国庞大生存人口所必需的食粮，除个别地区外，只能靠自己解决。中国至少已在一个极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法做到如众多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生存问题。这又使得民生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民生问题从整体上影响制约到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法则，使中国传统经济及其向近代的转化呈现出诸多特殊之处，使其早期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 求生法则统率下的经济行为

民生的根本问题是吃饭，是生存。种种经济行为都是为解决或更有利地解决吃饭问题。也可说，解决吃饭、存活问题，，是普通农民大众一切经济行为中的第一位的目标，成为统率农民大众一切经济行为的最基本的法则。

要吃饭必须生产，有活干才有产出。在求生法则的根本性制约下，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谋得吃饭手段，如下一些经济准则[11] 在传统社会中形成并一直延续到整个近代。甚至在当代，在大量地区特别是较落后地区，这些准则的影响也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

准则之一：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这是传统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那些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以节约人力的生产方法和技术，在中国历史上是鲜有地位的。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是最丰富也是最廉价的生产要素，而剩余劳动力是以家庭成员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生产资料不足的家庭之中。对一个家庭来说，每个成员干不干活，总要吃饭，努力使家庭成员中闲置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尽可能以劳动力的投入获取总产量的增加哪怕是微小的增加，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种最经济的也是最合理的“持家之道”。

准则之二：以最少的人力以外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投入，获取最大的总产量。人口与生产资源失衡在中国农村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人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匮乏。正因为如此，在狭小的土地上，尽量减少生产工具和设施的资金支出，以劳动力取代资本，施用生物性肥料，实行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化生产，以获取单位面积的高产，是中国农业和家庭经营的传统特征。在农家工副业中，充分利用家庭人手，合理安排农业与副业的生产时间，是农民的通常做法。近代以前，小农从事的商品生产是与家庭规模相适应的，很少见到雇工生产的现象。近代以后的小农家庭商品生产情况相当复杂，在商品生产最发达地区，如高阳土布业中出现了家庭雇工现象，但为时不长，而且家庭成员劳力均作为生产者参加生产，与资本主义企业显有区别。在绝大部分地区，小农家庭雇工罕见。可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以资本和雇佣工人替代家庭劳力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法，对中国小农经济而言完全不可思议。

准则之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经济核算，用此种经济组织形式实现最大程度节约生产成本，获得家庭整体的最多收益。试将此准则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比较，更可看出问题。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严格计算工人的劳动成本，当工人的生产效益低于工资支出时，企业必解雇工人，否则亏损。对工人来说，必然要求企业支付与自己劳动力支出相应的工资。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产生的失业和工资成本问题，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但在中国农民的求生法则下，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多余家庭劳力和减轻生产成本，于是普遍推行和顽强保留了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包括商品生产—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形式。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的优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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